鲁迅是主张有明白的是非的，所以对炯之所持的乡愿式调停两可的说法，
不予赞同(这种斗争，炯之曾作一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瑣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rǔ骂"。此语也刺痛了鲁迅的心)。他讽刺着："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6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世间》，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7。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
读者，大约也一定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
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
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gān之感。到这
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
的混沌，有些是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和罗曼主义者相骂，
甚而至于相打，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终于
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现在也不算是丑角。"①他的结论是这
样:"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
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
才能文。"②笔者在这儿整理鲁迅的史料，可说十分小心，不敢带点主观的成分，
只怕歪曲了鲁迅的本来观点。我们也曾讨论过鲁迅的政治主张，他只能说是自
由主义者，正义感很qiáng烈，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驱战士。假是大革命来了，他
也只是同路人，不一定参加什么政团的。因此，笔者重新把先前所笔录的《文艺
与政治的歧途》，重新翻读一遍，加以引证与注解。
照鲁迅那回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来看，他是说他每每觉得文艺和政治时时
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
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
!"，-國，^一國，、.國-—-圍：：圍-圍入、國」。―」^ ^"國丫。;圍""^。圍
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
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什么人开过口 ，在部落里，他们有
水
长，他们
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000那么
玄妙)罢了!哪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
水
部落
木
部落你吃我吞，渐渐
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他的说法，从人类
思想史的往迹来看，可说是十分正确的(英国柏雷教授】.?. 611^的《思想自由史》，也是这么说的、笔者的笔录，有没有误解他的本意加以歪曲呢? 这篇文章，曾经经过鲁迅自己的校阅，编入《集外集》去的，可见他生前并没
有否定他自己的观点的
而最有力的旁证，是鲁迅回答冬芬的信，冬芬是看看我的笔录才写信给他的。鲁迅的回信中，对于冬芬所提到的《文艺与革命的歧途》，并不加以任
何解释。他只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的
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美国的辛克莱说^ 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
相信辛克莱的话
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
以的。但我
、，.;
脾
鲁
迅评传
，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 6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 ，6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也并不比6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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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①这话就说得很明白了，政治宣传可以用文艺为工具，但文艺并非一定要成为政治的工具，而宣传文字，又不一定是文艺。所以我们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一点也不带附会的成分的。
他在那回讲演中还有一段深刻的话："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 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 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革命成功以后……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
非被排轧出去不可。"②这话说得太明白了，要歪曲也不可能的呢!
迅的文章，有时候要因时因地因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对于
革命"并不觉得怎样乐观的(这道理，上文巳经说过、对于革命文学，也不觉得有多大的意义的(事后，要替他附会起来，好似他早就是辈命文学的前驱， 也可不必。他对于文学的作用，也并不十分看重的〉。他从北京南下，在厦门住了半年，又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住了九个月，对于所谓"革命"与"革命文学"，更看得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