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与何莲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药方必用新奇的"药引"，要忙上大半天才能办到，结果自然是仍无效用。他在序文中说: "渐渐的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那时城里还有樊开舟、包越湖这些医生，比较平实一点，如照鲁迅的分类，总还可以归在无意的一类， 但是当时却去请教了有意的骗子，这是件不幸的事。这件事，对于鲁迅后来迎接维新思想与反对中国旧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呢? 一九二五年的元旦试笔中，他自述思想变迁的大概。他最初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一变而为排满复古，持民族主义有十年之久。到了一九一一年，才有了转变。五四时代，他曾梦想世界主义，后来修改为亚洲主义。到了写试笔的那年元旦，又觉得民国根本还未稳固，还得从民族做起。五四运动当中，他自然也在文学方面有一些积极的活动。到了"五四"高cháo过去了 ，他的第一个文集《自己的园地》，也鲜明地宣布了他的人生主义，趣味主义，成为他的思想本质。他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活动呢?对文学抱着一种什么主张呢?他说:"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实在小半由于没有这样才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他认为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jīng神生活的社会， 没有管它的必要。他认为无论用什么名义qiáng迫人去侍奉社会，都不行。他qiáng调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现个人的情思。他是反复地这样主张着的。他说:"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个人的仆役; 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jīng神生活充实而丰富。""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有益社会并非著者的义
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艺术是独立的，又原来是人生的，但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亦即为人类的。"他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的批评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性质。他这一种说法，若不太qiáng调了，也未始不摸着真理的一面，而且在鲁迅的文艺论中，也未始不包含着同样的主张。〈《元旦试笔》中，他又说：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这是古人学道有得的地方，我们不能如此。就我个人
说来，乃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忠于学吧。"〕
我觉得要了解周作人的思想，倒不妨重看他的《山中杂信》，那是他住在西山写给孙伏园的信。他说:"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
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huáng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 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jīng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社会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 真是乡间的杂货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4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刺激;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个可恶的小虫，心想消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相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这样的矛盾，是不是只存在于周作人的世界,而不存在于鲁迅的世界呢? 我看,也未必吧。
鲁迅兄弟之间的情谊，本来很深厚的。许寿裳曾替鲁迅那篇题名《弟兄》的小说作注解。他说：《弟兄》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一九一七年的chūn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髙热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鲁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瘆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详述了悌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瘆子。"他描写沛君在夜的寂静中，翘望着医生的
到来，因而注意每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他因是自己身历其境的事实，所以能够写得这样曲折和亲切。此外，描写那凌乱的思绪，以及那一段徜恍迷
离的梦境，乃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采取题材的一端，伸发开去。出于虚造，并非实情。然而虚造也很自然，人们经过了紧张、愁苦、劳瘁之后，会起种种幻想， 夜里睡了，他的下意识会突然地显露出来，做场恶梦;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而且这一段梦境的描写，就是鲁迅所说的旧社会病根的bào露。鲁迅在沛君的身上，发掘下意识的另一面貌，把它bào露出来。加以奉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医白问山的诊断含糊，这些都是揭发旧社会的病根。说到这里，他又要将鲁迅对兄弟作人的友爱情形，略略提明。他说："依《鲁迅年谱》，在一九二三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之前，他们两个人真是兄弟怡恰。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
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
研究，回国来做事。鲁迅在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利让弟。又鲁迅留心乡邦的文献,辑成《会稽郡故事杂集》一册,就用作人名印行，为什么呢?为的自己不求闻达，即此一端，亦可知鲁迅之以名让弟。名和利都可以让与弟，我们就很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赞叹沛君的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
铭，《髙老夫子》的主人公髙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铭的yīn险腐臭，恶骂青年，以致四太太对他也有诛心之论，也不像高老夫子的丑恶卑鄙，种种矫饰，带着流氓的气息。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办公室里缺口的暖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水烟的烟雾，都是北京教育部第一科里的实在情形。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同寓者的看戏打茶围也是事实。普梯思大夫就是悌鲁耳，东城的美亚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