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墨子在思想方法上提出了推理的重要性：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尔)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怎么说未来的事无法知道)? (《鲁问》篇)
墨子也最早提出具有科学意义的“类”的概念。指出逻辑上的“界说”(定义)的重要性。墨子经常用揭露论敌分类观念混淆的方法来驳倒对方。例如公输般只知道不可无故杀一个人，可是却替楚国造云梯攻宋国，准备杀害很多的人。墨子在《公输》篇中就曾指斥他“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般驳得没有话讲。墨子对于“界说”的认识也是相当明确的。下面有这样一个有名的辩论：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通过以上这一论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子思想方法逻辑的严密性。在墨子思想方法的逻辑性的严密的基础上，后期墨家又进一步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第九章 后期墨家和《墨经》
第一节 后期墨家和《墨经》
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关墨子及墨家活动的文献资料很少，而对后期墨家更难勾画出一个鲜明的轮廓。我们仅知道，墨子死后，墨家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家各自自称为真墨(即得墨子学说真传)，互称对方为“别(即非正宗的)墨”(见《庄子·天下》篇)。墨家是个有共同政治主张、组织严密的学术团体。战国时，墨家共同信奉的领袖称为“巨子”。“巨子”制度相传确实在墨子及弟子禽滑离之后。据《吕氏chūn秋·上德》篇记载，墨家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huáng享]。幸有《墨经》六篇流传(后收入《墨子》一书中)。《墨经》是战国时墨家的著述，据梁启超、郭沫若等人的考证，认为《墨经》六篇是反映后期墨家思想和学说的文献。这六篇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它的内容大都属于认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技术的范围。这六篇著作显然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提炼，逐步形成的，可能在战国时期编定成书。它对墨子的哲学思想作了积极意义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的特色。 自然观方面，它抛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和宗教意识，把哲学跟科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认识论方面，它继承了墨子认识论的传统，发扬了墨子重视经验和实践的特点，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墨子狭隘经验论的倾向和错误。逻辑方面，《墨经》对墨子的“故”、“类”等逻辑思想有很大的提高。在反对诡辩论的论争中，集各家逻辑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相当完整的逻辑学系统。在社会政治和伦理思想方面，它发扬了墨子的“兼爱”学说，提出了“义，利也”(《经上》)的著名命题，突出了“利”的中心思想，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道德范畴。此外，六篇中还保留了后期墨家和其他思想家争论的材料。总之，在一些理论方面深化了墨子的思想，尤其是先秦诸子学术著作中较少涉及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和应用，受到墨家重视，并在学术上有明确的论述，做出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后期墨家的认识论和自然观
后期墨家没有提出系统的自然观，但是关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问题，墨家提出了jīng辟的见解。《经上》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解释道：“久，古今旦莫(暮)。”古代、现代、晨、暮，都是不同的、特定的时间(“异时”)，时间范畴的“久”，遍括一切特定的时间。《经上》又说：“宇，弥异所也。”《经说上》解释道：“宇，东西家南北。”意思是说，空间范畴的“宇”，包括东西南北一切不同的、特定的空间(“异所”)。《墨经》又对时间、空间及其运动的联系作出了相当正确的论断。《经下》说：“宇或(域)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解释道：“长宇，徙而有(又)处宇，宇南北(当作宇南宇北)，在旦有(又)在莫，宇徙久。”这就是说，事物的迁徙运动必定经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长宇久)。由此时此地到彼地彼时(如由南到北，由旦到暮)，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移动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所谓“宇徙久”。《经下》、《经说下》另有两章用“行”说明同样的思想，显得更加清楚。“行修以久，说在先后。”(《经下》)“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经说下》)“行”是走，“修”是距离的远近，“久”是时间的先后，由“行”把“修”和“久”二者结合起来。《墨经》所讲的“徙”、“行”还只是描述机械运动的现象，而不能真正把握运动的本质。但是，正因为它通过“行”来认识世界，很自然地就能在这些描述中，素朴地反映出时间、空间及其与运动相统一的原理。
后期墨家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
《墨经》对人的生命特征作了分析，《经上》说：“生，刑(形)与知处也。”认为人的生命构成于形体和认识能力两者的结合。睡眠是人的认识能力暂时无知的状态：“卧(睡眠)，知无知也。”(《经上》)梦则是睡眠时产生的错觉、幻象：“梦，卧而以为然也。”(《经上》)按照《墨经》的观点，活着的人，形(身体)与知(认识能力)相结合;死了的人，形与知不发生关系。这就改正了墨子有鬼论的错误。不过，它把“形”与“知”并提，有心、物二元论的嫌疑。与此相比，荀子的“形具而神生”的观点，便在后期墨家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贯彻了唯物的原则，从而避免了它的理论上的缺陷。
《小取》对人类的认识有jīng辟的解释：“辩”，“焉(乃)摹略万物之然。”它说明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反映。《墨经》在一些重要章节中把“知”与“物”对举，说明“物”是独立于“知”以外的，并探寻它们形成变化的原因(故)。《墨经》的认识论是以素朴的反映论为基础的。
后期墨家对人的认识能力也作了唯物的肯定。《经上》说：“知，材也。”《经说上》解释道：“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这是说人具有认识的能力，它是用以认识事物的工具(“所以知也”);但是仅有这种能力不一定能形成认识(“不必知”)。如眼有“明”(看见)的功能，但仅有“明”的功能，未必构成“见”的认识。必须通过认识过程，才能形成认识。对此，《墨经》作了分析。《经上》：“虑，求也”;“知，接也”;“知，明也”等章，认为认识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人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对外界探求：“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经说上》)仅有能动的探求，对事物的认识也还“不必得之”。就像光有用眼寻视外界的活动，仍然不必成“见”。要获得认识，必须与外物相接，所以说：“知，接也。”相接之初，是“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若见”(《经说上》)。即由接触形成一种感性的知识，摹写事物的形象。这种貌物之知还不够深入，进一步的认识在于“以其知论物”，即把感性指示加以整理、提炼，形成概念。这样的指示才明白透彻，即所谓“知之也著，若明”(《经说上》)。如看见一只鸟，只看到鸟的形态，而不能整理、提炼形成鸟的概念，这种认识只是表面的，还不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