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方面扩大胜利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分兵加qiáng对西南方的防守。他曾派第十子德格类、侄儿塞桑古二人统兵千员视察三岔河浮桥，进驻海州，并分城派官把守。命令降将杨于渭镇守盖州，游击单荩忠镇守复州，守备刘爱塔(即刘兴柞)镇守金州。在东南方，命令佟养贞镇守镇江，把总周永祚率领八百骑兵作为沿海的游兵，以防明军从海上突袭。从此，明与后金便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即南四卫(金、复、海、盖)和镇江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0]。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升坐大殿，欢宴群臣，庆祝夺取辽东胜利的时候，毛文龙已经从广鹿岛(今大连市东广鹿岛)、长山岛等地到达朝鲜王国的弥串堡，派人到辽南四卫侦探、串连。在毛文龙的策动下，盖州城守将杨于渭愿意以盖州城反正归明。毛文龙又乘镇江城守游击佟养贞率领二百兵镇压商山人民反抗的机会，一方面与去朝鲜王国借兵的生员王一宁谋划袭取镇江，同时，派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守城中军陈良策等，约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二百兵偷袭镇江，动员城外的居民协助呐喊，大叫：敌人来攻城了!刹时间，城内城外杀声四起。城上的后金守军害怕，慌忙撤退，逃出城去。佟养贞刚刚回到城里不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中军陈良策听到城外喊声，带领本部人马从内部响应，将佟养贞和他的儿子佟丰年等六十多人抓了起来，占领了镇江城。镇江城西的汤站、城东北的险山二堡的居民也闻风而起，分别将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等也抓起来，结果，都相继叛金归明[11]。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也是明金在辽沈东南激烈争夺，形势急剧恶化的开端。
为了争夺辽南四卫，明廷不惜工本。以熊廷弼的三方建置来说，广宁为正，天津、登莱为奇，而奇正互为犄角，又必须联合朝鲜王国军，为此，明廷派一名有胆略的将官，督促江上之兵，暂住朝鲜王国的义州。他的任务是招募辽东逃民，便于同朝鲜军声势相应，与天津、登莱水师音息相通。这些措施支持了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使辽南人民有恃而不恐[12]。巡抚王化贞派遣毛文龙下东江的任务，也是联合朝鲜王国军为声势，以恢复辽南为目标。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因此，明廷派遣大批的密使，潜伏在后金国内，扰乱社会秩序。时而有毛文龙派遣的千总入境挑动民叛，时而又与明朝的旧官、秀才相互联络，煽动bào乱。甚至有一族之家隐匿明朝间谍四、五十人或至百余人的。只复州一个城镇，经后金统计应有男子七千人，可是没有多久就猛增到一万一千人[13]。这一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外部将后金包围起来，并时时加以骚扰，使后金的社会内部动dàng不安。这样，努尔哈赤要想短期内继续向西推进，实在是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即从天启元年三月到次年正月的十个月中，后金国内危机也十分严重。后金军在进驻辽沈时，女真的军户(兵士家属)也相继地蜂拥而入，怎么安置这些军户和协调他们与汉族人民的关系，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集团急待解决的问题。女真军户的进驻范围，除了金州、盖州、复州没有迁入以外，以辽阳、沈阳，抚顺、清河等城镇为中心，西到三岔河以北的长胜、长静、东胜等堡，南到耀州、海州，东到镇江、汤山、险山等堡都有安置[14]。
女真军户移入辽沈地区以后，与汉人合村而住：每个村中又令汉家容纳女真军户，大家汉户合大家女真军户，小家汉户合小家女真军户，相互搭配居住。移入户的口粮由汉户供给，按女真各家的人口，每口月给四升。时间到九月份为止。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指令，凡是汉户不许隐藏粮食不报。汉人的粮窖由女真、汉人共同管理，饲料同用，柴草通济，粮食不足的合住之户，由国家公库供给。这样，后金奴隶主集团使汉族与女真族，以从来不常有的形式，普遍的杂居共处[15]。
大批的女真军户与汉户杂居，甚至同室相处，他们之间的语言不通，衣着各异，生活方面两相不便。由于多数女真军户依赖汉户，并以战胜者自居，欺凌汉户，任意杀食汉户的猪，役使汉户耕作，从事杂役，或jianyín汉家妇女等，使广大的汉户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他们在经济、政治和人身自由等方面，蒙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遍地激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种下了仇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为了便于统治，加qiáng对辽沈局势的控制，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汉人中开始大规模地征集兵员。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一月，他下令：凡是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统计男丁，从二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战事紧急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战事不急时，一百个人中抽调一个人，以形势缓急而定。当兵的人，必须配备价值不少于十两的好马，所用的器械、马匹都由这二十个人共同出资供给。哪家成了汉军户，必须把全家迁到汗城中去居住。兵丁有事出征参战，无事驻守城池。征集的汉族兵丁与女真兵丁共同守城，增加了汉族人民的兵役负担[16]。
由于女真、汉人在语言方面的隔阂，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相当困难。努尔哈赤就改令由汉官管理汉民。然而，汉官多是明朝的降官败将，恶习严重，随意掠夺民财，让他们单独管理也不行。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改成由女真官员与汉族官员共同管理。凡是女真都堂、总兵官每人名下管三午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一千七百男丁;参将、游击名下各管一千男丁;守备名下各管五百男丁。汉人总兵官名下各管四千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三千男丁;参将名下各管二千男丁。这种在贝勒之下，两族官员同体而又分别管理的办法，实际上都纳入了旗制，自然旗主贝勒及女真各官居于主导地位[17]，汉官在其下难免受欺凌[1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短短的十个月中，在积极处置国中各种事务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命令汉人二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服徭役。天启元年六月，大建鞍山城。在辽阳城内兴建英明汗所居住的小城，役使大批的女真、汉人拆房、平地。
九月，又以辽阳城大、不够坚固，难于防守，恐怕明军袭取镇江后，再bī近辽阳，决定在太子河的北岸建造新城[19]。这些活动都加重了两族人民的徭役负担。
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尽管千方百计地安置两族人民定居，然而，女真奴隶制度下主仆“间不容发”的矛盾带入了辽沈;民族之间现实生活的差异，繁重的兵役、徭役等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jiāo织在一起。其中许多汉人不适应新的处境，仍然思念故国，“图复旧土”[20]。因此，努尔哈赤安抚金、复、海、盖四卫人民说：等到明年正月，试看我过河(系指辽河)，如果再破取南朝(系指明朝)一堡一城的时候，说明是天助我成就大事，你们应当安心的跟着我，假若我不能再夺取明朝的一城一堡，那是我最终不能抵抗“南朝”，到那个时候，任凭你们西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