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国和俄国在黑龙江阿尔巴津打过一仗，俘虏了一批沙皇俄国的军士，清朝将他们编为满洲旗下的俄罗斯佐领，纳入正蓝旗，委以重任，一切待遇与中国军队相同。军士们没有家眷，政府便将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与为妻，使这些沙皇军士在被窝里就开始学习汉语了，以极快速度融入了中华文化。赫鸿轩的祖上便是这支队伍的领队，改编后被委以佐领职位，于是长着满头huáng毛的赫洛斯托夫留开了长发，梳起了长辫，穿起了长袍马褂，将个马蹄袖翻得如同中国人一样地熟练。赫洛斯托夫分配到一个江苏美女为妻，据说美女父亲因修河堰犯事，本人被斩，全部家眷沦为奴隶。江苏女子生下的儿子带有混血成分，具备了父母双方的优点，使这个家族的基因聪明、美貌，有着明显优势。
赫兔兔的来到中国的先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充任过翻译，但凡内阁有与俄国jiāo涉的文书，都由赫洛斯托夫担当，朝廷对赫家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肯定。时间长了，赫洛斯托夫改姓赫，俄罗斯的旗兵们也纷纷改变姓氏，罗曼诺夫姓了罗，哈巴洛夫姓了何，普列汉诺夫姓了浦。
想必那只手镯就是从俄国带过来的。
有人说，俄国人不戴镯子。
我们家老七说，大概是从国外带来的料，着中国工匠高手雕刻的，没有绝妙的手艺雕不了孔雀石，所以，镯子的工艺应该比镯子本身更值钱，更珍贵。
赫家在中国一辈辈地往下传，到了赫兔兔这儿，无论从相貌还是语言，早已没了俄罗斯的影子。一切都变了，只有信仰没变。
赫鸿轩信奉东正教，信奉圣母玛利亚。
六
早早就娶了媳妇的赫鸿轩，跟孙玉娇过了没有半年就腻烦了，跟孙玉娇过日子远没有跟老五一起厮混jīng彩。于是旧技重演，鸾梦重温，把个孙玉娇远远抛在脑后，继续跟老五混迹于茶房酒肆，如胶似漆，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赫鸿轩与他的大姐式的媳妇孙玉娇没什么感情，虽说是自己挑选的，当时两情相悦，但毕竟是两路人。对与老五的关系，开始孙玉娇还能忍耐，后来知道内情就不gān了，向老家儿告状，说赫鸿轩薄情，天生不学好，净跟老五gān些没名堂的事儿。赫鸿轩的长处在嘴上，要论战，连说带损，孙玉娇绝不是个儿，孙玉娇扬长避短，偏偏儿的动手不动嘴，很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半夜三更赫鸿轩回来晚了，她也不言声，噌地从门后头蹿出来，双手拦腰抱住，张嘴就朝肩膀上来一口。赫鸿轩吓一跳，赶则看清楚是自家媳妇，哈哈一笑说，想跟爷撂跤吗?爷可是正宗八旗子弟，祖上就是撂跤出身!
赫鸿轩边说边往外推他媳妇，哪里摘得开，两人从屋里扭到院里，各屋的灯都亮了，兄弟妯娌们站在房门前看稀罕。赫鸿轩的脸面有些搁不住，使了个别子就架脚，脚架空了，手别子也没别着，要使个旱地拔葱却箍不住腰。孙玉娇鼻子里一哼哼，脚一垫，身子一弯，托着赫鸿轩胳膊抓着裤裆，轻轻松松一掉腰，赫鸿轩就像顺风旗，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赫家没人阻挡，都知道赫鸿轩没出息，没大少奶奶当间儿挡着，赫鸿轩指不定闹出什么更荒唐的事儿来。于是赫家老爷子在院中当众宣布，白天，赫鸿轩可以在茶馆弹弦子挣钱，但是晚上八点以前必须回家，不许在外头过夜。
……
我的五哥死于解放前夕，年龄其实不大，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年富力qiáng的时候。除了九条那所房子，因为父亲没有把房契给他，没能卖出去以外，他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包括桌椅板凳和炕上的铺盖。忠实跟着他的，不弃不离的，唯有赫鸿轩。彼时“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服裤子短大衣”之类流行歌曲早已代替了曲子、三弦，没有谁再肯花工夫去品什么“翠楼东，细柳含烟，潋滟波光;残霞外，几树蝉声，一片斜阳”了，赫鸿轩变得与老五一样一贫如洗。所不同的是，赫鸿轩落架下海，在安定门内路西茶馆演唱京韵大鼓，每日收个块儿八毛，能刚够一天的嚼谷。之所以选定安定门茶馆，一来这里是东城的大茶馆，喝茶的人多;二来离手帕胡同的家近，离九条的五哥也近。
老五穷归穷，却看不上赫鸿轩挣的那俩“小钱”，他的嗜好在升级，由大烟改白面了。毒瘾一上来，不能自持，鼻涕眼泪，哆里哆嗦连滚带爬地到门楼胡同后门去赊账。人家知道老五书法jīng湛，往往让他过足瘾，写字半日才能放人。这么一算，老五字的价格已廉到极点，但他不以为意，出了门仍是大爷一样地张扬，谁想求他的字得托人，先付润笔。他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忘，害得屁股后头老有要账的，久之，要字的摸着规律，夹着纸笔带着现钱，让他当面现写，钱货当时两清。这么一来，老五更来了绝的，不用书案毛毡，只要有人抻纸，他躺着都能写。
1947年冬天，天气很冷了，老五还穿着夹袄，一条单裤是chūn绸的，夏天的物件，他的棉袍还在当铺里，一直没机会赎出来。已经不用刻意装扮，现在的他完完全全是个叫花子模样了。不同的是嘴上的胡子，再不是野jī毛般的花哨，而是斑驳的灰白，乱糟糟堆在下巴上。添了抽筋的毛病，十个手指头jī爪一样地佝偻着，很少有能全伸开的时候。腿上长了疮，流脓流水。一双鞋来自娼妇的馈赠，粉穗绣花，真应了赫鸿轩的演唱“缎儿鞋趿拉着”。
我母亲到九条看过老五几次，都找不见人，看着空dàngdàng的房子，老太太只是心伤，隔着窗户为她的“乖乖”难过。时时地探望，时时地留下钱物，不见回音也不见人。跟我父亲提及，想把“乖乖”叫回家来住，我父亲的回答很坚决，那畜牲死了才好!
有天晚上，赫鸿轩过来看老五，用手绢包了两个窝头，两个咸鸭蛋，怕窝头凉了，揣在怀里。也偏巧，那天老五下晚在萃华楼刚吃完请，席面上现写现卖，卖出两幅六尺中堂。眼下一肚子焦溜丸子、红焖鱼唇正没地方消化。见了赫鸿轩，不等他掏出窝头便把一封银元拍在桌上，让赫鸿轩明儿个到门楼胡同给他买些面儿来。赫鸿轩说，到门楼胡同可放到下回，要紧的是得把棉袍赎回来，今天北风刮得紧，眼瞅着西边的天上来了，明天有场挡不住的大雪，五哥别冻着了。
老五说，袄儿也要，面儿也要，剩下的给你儿子挂达扁儿买些关东糖，灶王爷快上天了。
赫鸿轩说，难得您还惦记着挂达扁儿，那小子过了年就该上中学啦。
老五有些忧伤地说，我上中学的时候，额娘这会儿早把棉袄棉裤套在我身上了，那个暖和、绵软，这一晃，几十年了……
许久，老五没有说话。
赫鸿轩叹了口气说，话赶到这儿了，不得不跟您说，前儿个我在安定门门脸碰见了四大大，四大大一脸灰土，挎着包袱，说是才从草篮子监狱回来，去看府上的三格格，人家没让进，给撵回来了。
老五愣了一会儿说，我三姐是共产党，她虽然没说，可我们家里全知道。走到这一步，也是预料当中。我在法国的同学王利民，王国甫的儿子，也是共产党，跟我三姐在北平是一事的，王利民跟他爸爸闹翻了走了，其实是接到任务走的，到南边当新四军去了，让人包饺子馅包在皖南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不还是我让你给王家老爷子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