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一样。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
我们回到了那里。
唐纪玉：“五类分子”(2)
但那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可以按社员对待。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这里不把我们当“五类分子”，我们宁愿活在这里。
1965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赶快煮了给儿子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少吃点，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连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劲儿……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
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我哭，没完没了地哭……我抱着孩子四天四夜，不让他们埋他。最后乡亲们怕我疯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夺去埋了。我……我扑在孩子的坟上哭呀，哭呀……
人们都来安慰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送来的一个糠饼子，一个野菜团子，一碗地瓜gān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怀的话。
我像一个躲避着伤害的虫子，guī缩在人世那个小小的缝隙里，等待yīn云过去，等待bào雨过去。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里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听说到处都在平反。我决心回新疆去。我身无分文，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来钱的东西，然后几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凑了八十元钱，因为这只够一个人的费用，我和丈夫合计了半天，又因为当年被打成坏分子的是我，就决定由我回新疆申请平反，待平反后，他再带孩子过来。
我就那八十元钱，在新疆无亲无故，我是靠着乞讨要饭在喊冤呀，但四年过去了，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三○团三角庄老乡队，连职工身份也没恢复。我1951年怀抱理想，参军进疆……没……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磨难，没想三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个漂流来疆的盲流。
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1986年，我们离了婚。
丈夫走后，我在一三○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账。
怄气，伤心，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1988年，我到这里来种菜，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1)
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qiáng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
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
我具备去那里的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难道，凭借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
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么一句话，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yīn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qiáng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历史nüè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历史氛围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