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细心的亲切的照料，我的身体终于战胜了病魔，并且已经完全复原了，但是脸变得很难看，暗红花的疮痕像现在正流行的品红色一样。可怜的孩子们直到圣诞节才回到了她们深深怀念着的家里，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是难以描绘的。这些小姑娘们看到我非常激动，几乎忍不住要流下泪来。五个星期以前，我和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显得很体面，那时我还没有白头发，牙齿和身段还很好，人家都认为我保养得法，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只怪shòu，宁愿快放到动物园里去，也不愿在高加索人中间，然而，不要害怕，现在我的样子不那么可怕了，疤痕已经开始痊愈。
“我还没有离开病chuáng，我亲爱的卡尔又病倒了。过度的惊恐，各种忧虑和悲伤使他也支持不住。他的慢性肝脏病转成了急性。谢天谢地，受了四个星期的折磨，他总算好了。这时《论坛报》寄给我的稿费又减去了一半，而那本书不但没有任何报酬，反而要付出一笔款子。为了医治这个可怕的病，又花去了许多钱。总之，我们这个冬天是怎样过的，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这种种原因，卡尔决定到盛产烟草和奶酪的荷兰故乡去袭击一番。他希望从姨父那里借些钱。因此，目前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在专心等待……
“卡尔还没有离开，我们的忠实的琳蘅又生病了，直至现在还躺在chuáng上，虽然已有好转，因此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这封信也只能匆匆结束。”
马克思去姨父家不久，传来的消息是因身体未完全恢复，病又复发了。这样，马克思又在姨父家整整住了两个月才治愈回家。
马克思又面临钱的危机，姨父家的一点钱也只能解决暂时困难。马克思跑到伦敦一个铁路公司想去gān份办事员的工作来挣些钱，可是那里回答的是：因“字写得不好”，不接收。
第24章 亚洲的曙光
马克思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面赶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挤时间学了丹麦文和瑞典文、高等数学，还研究了俄国现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农民解放的文章。这期间，马克思已英明预见俄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马克思又把目光盯住了欧亚大陆的世界东方。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qiáng入侵、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而英勇斗争的时期。马克思十分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qiáng烈憎恨民主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qiáng掠夺和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处心积虑地妄图发动新的侵华战争。1856年10月，英政府勾结法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国和法国派军舰北上，攻占了大沽pào台，侵犯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英法以“换约”为名再次pào轰大沽，1860年英法侵略军发动更大的侵略，侵占天津和北京，焚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rǔ国的《北京条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揭露英法侵略者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马克思指出：这是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极端不正义的战争”，他严厉谴责侵略军jianyín烧杀、无恶不作的罪行，他痛斥了英国人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制造的荒唐借口，指出他们的“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英国在印度种植罂粟，提炼成鸦片，输入中国牟取bào利，仅1856年一年靠垄断鸦片贸易就获取收入2500万美元，占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罪恶的鸦片贸易和赤luǒluǒ的武力侵略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qiáng烈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说：“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恩格斯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指出：“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在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时说：“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yīn险，它靠狡诈的外jiāo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就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抢劫和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痛恨鸦片贸易带来的灾难，对外国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欧洲人吃的面包里放毒，在外国船上举行bào动，夺取轮船，被qiáng抓来的苦力在被运往国外的船上奋起反抗，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绑架和杀死他们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等等。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们把中国人民的这些斗争形式诬蔑为“可怕的残bào行为”。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对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qiángjian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qiáng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在的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把当时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看作“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怀着喜悦的心情展望中国的前途，他说：“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