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公元1912—1920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dòng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
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nüè待着，深夜，解运文献的大车在一座衙门前缓缓停住。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
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jīng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huáng金。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jīng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北京图书馆所藏被撕开的敦煌经卷文书)
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35年12月15日至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学觚》栏所刊《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
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
一边是历经着巧取豪夺的种种劫难，一边则是一代知识界的先贤们，以救火般的速度与激情抢救着失散的文化。
就在罗振玉看到伯希和出示那些文献的当月，他便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了这次见到的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首次向国人公布敦煌遗书无比重要的发现，以及痛失这些文书的真实状况。
凡具有责任感的人们，都会感到心中有口钟，为他所敲响。
(《东方杂志》第六卷十期)
罗振玉等学者在得到伯希和允许后，把这为数不多的文献拍成照片。两三个月里，就把这些文书录文刊行出来。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和蒋斧《敦煌石室遗书》)
伯希和返回法国后，又寄来一些照片。罗振玉好似唯恐再次失去这些文化瑰宝，马上刊印出版。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他奋力挥着一双孤单单的书生的手，迫切地要把那历史的过失和文化的空dòng补上。
这第一批公认的敦煌遗书研究的开山与发轫之作，更巨大和更广泛的作用，是唤醒国人的文化意识，警醒当世，自珍文化。
这一来，立即得到那些素来具有qiáng烈社会责任心的知识界的热切呼应，几乎当时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全投入进来。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展开。每部新著面世，都是一时注目中心。各种学科的专题研究一下子并起与并立，这反映了我国知识界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和学术的敏感。
(罗福葆《沙州文录补》、刘复《敦煌掇琐》、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和《敦煌拾零》、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向达《论唐代佛曲》等)
一方面，敦煌遗书的广阔内涵扩大了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学者们所开拓的多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使得敦煌遗书更显出博大深厚与绚丽光华。
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两部书——
一部书是存古学会编辑刊行的《石室秘宝》，它破天荒地影印出四幅莫高窟壁画。
(莫高窟第221窟《唐代画壁弥陀法会图》、第263窟《唐代画千佛岩图》、第217窟盛唐《唐人画壁太子求佛舍利图》和第251窟《唐人藻井画佛堂内诸佛图》。从书中插图到实物景象的镜头)
以前中国的知识界从未关注过敦煌。自敦煌遗书的悲剧发生，才使得人们心系于那个万里之外的文化圣地。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人去过敦煌，印象中一片虚无。这几幅照片却像揭开天国大幕的小小一角，使人窥见了敦煌无上的灿烂神奇。它无疑成了数年之后，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纷纷奔赴敦煌考察的一个直接的根由。
另一部书是刘复(半农)的《敦煌掇琐》。刘半农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这部反映着文学家对世俗生活兴趣角度的敦煌遗书辑录，总计104件，全部是他在法国留学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下来的。这些写本就是伯希和当年在敦煌的猎物。仅仅这一百多件写本，就大角度地展开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
更重要的是，刘半农是第一位把流散到欧洲的敦煌遗书亲自抄录并送回来出版的人。在他以前，学者得到的流散海外的文献资料，仅仅依靠伯希和赠予的极有限的照片。这一来，把人们的目光移到海外。一种追寻流失、挽回财富的责任，就促使后来不少学者相继远涉重洋，到欧洲去寻找昨日失却了的中华宝藏。
(巴黎风光。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34年以后，学者向达、王重民、于道泉、王庆菽等人背负使命奔赴巴黎与伦敦去查寻遗失的国宝。姜亮夫则是自费赴欧，倾尽个人家财。中国知识分子珍爱中华文化的jīng神以及赤诚的行动，至今仍然打动着我们!
这些学者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收藏在那儿的敦煌遗书，并设法拍成微缩胶片。单是向达抄录的资料就达200多万字。他们心中的愿望原是一个，就是要把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搬走的一字不少地送还给敦煌!
(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姜亮夫《瀛涯敦煌访古劫余录》。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等。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巴黎图书馆外景与内景)
那是怎样神圣虔诚的敦煌情结!
当他们千辛万苦把这些材料带回国，却正值日本人用战火狂烧中国的江山。他们无法潜心研究。姜亮夫大部分手稿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毁于战火。
灾难又碰倒一张不幸的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
而那个被肆掠了文献宝藏而兀自立在荒漠上的莫高窟，依然不能免于灾祸。
不时有来自海外的窃贼钻入dòng窟，朝着壁画与塑像下手;游人漫题与日俱增。牧羊人常把羊群赶进dòng窟来躲避中午的毒日头。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在十月革命中被打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大约550人左右，给中国当局抓住。敦煌的官员竟然把莫高窟的dòng窟当作最好的拘留地，认为这里四外大漠，关进去就只能老实呆在里边;一旦逃出来，唯有饿死。于是，这批白俄官兵便在dòng里胡作非为，把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任意涂抹乱画，写上斯拉夫语的下流话，还把一个安放古代公主遗骸的密室打开，文物掠夺一空。在这批白俄官兵被拘留的半年的日子里，在dòng窟中支灶做饭，烟熏火燎，留下永远抹不去的污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