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渐渐褪色了。
社会褪去了繁华;大漠消失了绿洲。
人渐渐去了。没有人繁衍生息，自然无人来耕地造房，兴修水利。从蒙古族到维吾尔族，都习惯于马背生涯，拒绝农耕。农田废为牧场，可怕的沙漠化就更加横行无阻了。
雄踞在祁连山和马鬃山之间的嘉峪关，更多时间只是来抵挡沙bào。
在边防的设置上，敦煌一度属于沙州卫。明正统二十一年(公元1456年)，沙州守卫1200人内迁甘州，沙州似乎连防卫的必要也没有了。
敦煌莫高窟第98窟甬道有一段题记，时间是成化十三年六月初三(公元1479年)。上面写道：
“指挥师英钦奉敕命统领官军三千员名到沙州安攘夷人，当今皇上固守后门，永臻国界常靖……”
在当时边防将士的心目中，敦煌早不再是对外jiāo往的首当其冲的门户，而成了中国无关重要的“后门”。那“前门”无疑已经转移到东南沿海。这远在万里之外的“后门”便悄悄走出人们的记忆。
明使陈诚出使地处哈烈的帖木尔帝国时，他的路线是穿过河西走廊，途经安西，直向哈烈，根本没有取道敦煌。一千多年的丝路重镇被无情地证实了它的消亡。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吐鲁番蛮速尔汗两万骑兵攻打肃州，前锋一直插入甘州。明朝官兵拼死相抗，才把吐鲁番叶儿羌汗国打出嘉峪关。为了拒敌于城外，“哐当”一声，把巨大而沉重的城门关闭了!
西北对外的通道便被彻底切断。
敦煌和莫高窟也被孤零零关在城外。任凭凋落与毁坏。
莫高窟的栈道大多破损脱落，许多dòng窟被沙砾掩埋，朦胧中宛如绝无人迹的荒山野岭。
本应该永世隔绝的藏经dòng的文献，却由于一个偶然的缘故，被这个既糊涂又jīng明的道士发现了。
(再现第一集王道士发现藏经dòng的画面)
当封闭近千年的文献听到dòng外凿打假墙的声音，并被第一束she进来的qiáng光照亮时，它们是惊喜还是惶恐。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恐怕只是在庆幸自己神奇的命运吧!
然而，灾难与它碰头相遇。素不相识的两张面孔——斯坦因和伯希和出现了。他们把考古史上最大的厄运之一，带给了莫高窟。
(再现第一集斯坦因和伯希和窃取藏经dòng文献的画面)
接下来是日本人的大谷探险队。这支由日本贵族后裔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在新疆一带发掘七千件吐鲁番文书，以及大量木简与艺术品，并两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取500卷珍贵的敦煌遗书。
俄国佛教艺术史家鄂登堡似乎更有办法，他的一支15人组成的考察队，与日本人大谷探险队差不多同时来到敦煌。他通过王道士掠走很大一批汉文与回鹘文写本，总计一万余件，还有世所罕见的中古时代绘画作品与塑像。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有点姗姗来迟。他没有弄到文书写本，目标转向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塑。他用一种特殊的、可分离性质的胶水，先把纱布贴在壁画上，再将壁画剥取下来。他成功地剥下26块，共计3.2平方米的壁画(莫高窟第320、321、328、329、331、335、372等窟)，并将一尊jīng美绝伦的胡跪的供养菩萨像搬走(莫高窟第328窟)。转年，他作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窃取计划，兴致勃勃来到敦煌，由于受到当地人阻止而未能实现。
一个失落的文明，必然遭受掠夺和践踏。当然也包括文明的本身。
(被窃取、涂抹熏黑以及胡乱题记的壁画)
我们常常会这样思考：敦煌遗书的发现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它秘藏千年，片纸无损，一旦发现，反而横遭厄运。可是反过来又想，如果这些文献一直未被发现，它也就永不示人。这千古珍奇，有同没有，最终是一个样子了。
这便是它命运的两难，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这历史的必然中，我们是否看到一种huáng的颜色渐渐淡远，一种蓝的颜色渐渐明亮?在这象征着人类进步的两种颜色的转换中，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jiāo流与繁荣。
敦煌给了我们一个永远应该记住的、寓意着真理的答案：
一切衰落与不幸，都由于jiāo流的中止。
一切历史的繁盛与机遇，都随同jiāo流而到来。
一个蓝色的巨làng打在镜头上。
定格。
第15章 大漠上的孤坟
钉满粗大铁钉的木轱辘，从宕泉中嘎嘎嗒嗒穿过。马蹄踏着水中坚硬的乱石，疾流发出汩汩水声。huáng昏浓重的气氛笼罩着这里的一切。
引起这个行动的缘故是——
(随着叙述改变画面。北京的苏州胡同。世纪初的意味)
1909年初夏，伯希和已经把他从王道士手中弄到的敦煌遗书运至巴黎，然后带着很少一些破损的写本来到北京，放在苏州胡同一家裱画店里装裱。七月里，我国的金石和语言学家罗振玉在裱画店见到这些绝世珍罕的中古时代的文书，大吃一惊，但还不知道这批东西的出处。
不久，伯希和邀集罗振玉和另一些名学者王仁俊、蒋斧、董康等人到六国饭罗振玉与王国维店，当众展示了《老子化胡经》、隶古定本《尚书》等这些千年奇珍。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谁也不可能想到，那万里之外的蛮荒大漠会有如此巨大的考古发现，并且已经多半被这些穿越西域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弄走了。
罗振玉痛惜不已。可是当他听说莫高窟藏经dòng内，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宋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
(急匆匆的步履迈过学部一尺高的门槛)
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dòng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6000两，jiāo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dòng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
(《学部官报》第104期“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dòng书籍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电”)
罗振玉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在huáng昏迷离的光线里，车轮跃上滩坡。
大锤砸开草率地封堵在藏经dòng外的木板土块。
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扎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实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dòng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
这两个被他称作“转经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批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大桶上。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不拿藏经dòng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