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一位地质学家和一位老工人救起的。在休养期间，当地一位农场的场长来看我时告诉我，不要再追了。她已经到了兰州，并立即登报声明与我脱离了夫妻关系。戈壁滩上，一辆马车上躺着疲软无力、面色死灰的常书鸿，向着远远的三危山走去。
在选择事业还是家庭这一关键时刻，我又回到敦煌。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回想回国之后几年来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心头又袭来一阵自责。是啊!我没重视她的思想变化，帮她解开思想上纠结的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她jīng神上的创伤难以愈合。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她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许内心有一种深刻的不适应。过惯了长期的法国留学的生活，在这过于艰辛又没有尽头的生活中，很难挺过去的。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妻子，工作不顺心时也常常发生争吵……这一切，都是我所忽视的，我的失误!
现实不但给他以苦难，还给他另一个伙伴——孤独，他孤零零站在三危山山顶上，空无一物的戈壁大漠中，流动不已的宕泉前……然后是莫高窟254窟漆黑的dòng窟里。
忽然dòng内大放光明。显现四壁和窟顶所有的灿烂夺目的壁画。
使他在痛苦煎熬中的灵魂获得升华的就是这幅《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
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qiáng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他现在才算真实地体验到这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无期徒刑的神圣!
尽管他承受这一次打击，可是再一次的打击同样是意外和残酷的。
刚刚从痛苦的深渊中站起来的常书鸿，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道命令：撤销国立敦煌研究所，把敦煌石窟jiāo给县政府。
(字幕：1945年7月)
理由是抗战胜利，百废俱兴，资金有限，必须jīng减机构。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我真忍无可忍了!经费断绝，事业落空。日本投降后，很多人想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家人团聚。于是，一个类似散伙的局面到来了。
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对我来说，无疑失去了同志，至jiāo，工作中的好帮手，患难中相濡以沫的亲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比起妻子的离去，他体验到更宽广的孤独。戈壁滩的最可怕的就是这无形的孤独。
天宽地阔，月亮显得很高，很远，很小;是不是戈壁滩实在寂寞，连月亮也无情的远远避开。月光是蓝色的，照在任何地方都清冷凄凉，叫人不寒而栗。
风天过去，窗缝总会积一些细细的流沙。
偶尔传来几声láng嗥。他却早已听惯了。
我披衣走出屋，向北端石窟望去，层楼dòng天依稀可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壁画和彩塑!
莫高窟第220窟盛唐金碧辉煌的大型经变画。莫高窟第285窟西魏那làng漫神奇的天国景象。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那举世无双的形象地图。这些都是常书鸿最钟爱的古代杰作。
当我一来到千佛dòng，我就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它们融化了。我离不开它们!
真正的生活总是把弱者击得粉碎，把qiáng者百炼成钢，在它疯狂的打击下，非但没有把常书鸿与莫高窟分开，反而把他们破釜沉舟地连在一起。这真是生活的炼狱里出现的奇迹!
谁能说出其中的究竟!
在研究所被关闭的日子里，常书鸿奔赴重庆，与傅斯年、徐悲鸿等人为恢复研究所四处呼吁。学者和艺术家向达、陈寅恪、梁思成等用激扬的文字，造成qiáng大声势。终于使敦煌艺术研究所得到恢复。
(字幕：1946年5月)
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画家来到敦煌。这中间许多人日后成为杰出的敦煌学者。段文杰、郭世清、霍熙亮、凌chūn德、范文藻、李承仙、欧阳琳、孙儒涧、huáng文馥、史苇湘等人。
他们更加生气勃勃。把皇庆寺的大殿作为工作间，将马厩改为宿舍，自己动手磨面粉。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有规划地展开。dòng窟的勘察编号、标记登录工作;编选专题画集的工作;dòng窟维修工作;临摹复制工作;很快都见到喜人的成果。
1948年8月28日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场面辉煌，声势浩大。蒋介石冒雨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都是热情观众。展出不久，敦煌图案和样式就在上海的轻工业产品上出现，这表明，敦煌样式已成了世所公认的中华文化的象征与符号。
更大规模的展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的展览会场。布标上写着：“敦煌文物展览”。
(字幕：展品1220件。开幕时间：1950年4月10日)
开幕前三天，周恩来总理前往展览会场参观。也是多情的蒙蒙细雨。
周总理从车中走出来。警卫把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他身上。
他看见我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等候他，就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jiāo给警卫。我看见他，他马上紧紧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我早知道你!记得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也看过你们办的摹本展览会。现在规模大得多了!”
周总理着意地关注每一件展品——
1945年在中寺土地庙发现的北魏写经。唐代白描绢画菩萨。唐代壁画残片(实物)。彩塑模本。由北魏至元代各时代壁画摹本，等等。
伴随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我看这里和云冈、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使我体味到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四个字。
当然，雕刻石头上展现的是刀斧之功，这里的壁画上却是笔墨之力，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定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
你们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工作和生活，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敦煌文物，介绍敦煌文物。尤其是开凿在长达一公里悬壁上的四五百个布满千百年前古代艺术家创作的雕塑和壁画的石窟，其保护工作是繁重的。从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看出，你们作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在敦煌四百多个dòng子中还有更了不起的东西，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他们很好地保存下去。
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敦煌石窟，对于常书鸿率领的一代人来说，可以说无愧地做到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把一生都放在灼烧的沙子上，放在罕无人迹的大漠中，放在永不退却的神圣的文化信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