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中出现如下画面：整修古代窟檐，全面抢修dòng窟的工作，大规模临摹复制，对河西走廊与新疆石窟的相关性考察，出版的著作与画集，等等)
幽静的中寺。浓荫匝地的古槐。yīn暗而失修的房舍。简陋的室内陈设。粗糙的家具。布围墙。破书桌和老式的手摇电话机。
(字幕：常书鸿故居)
书桌的玻璃板下放着常书鸿生前的墨迹——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
人间乐，
西出阳关
故人多。
九十叟常书鸿题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这草蘑菇还有一段往事。
我常常想起1943年张大千即将与我分手时，送给我那个纸卷。我等他乘车走了，打开纸卷一看，原来是他亲笔绘的一幅弯弯曲曲在树林水渠边一个隐蔽处找到食用蘑菇的路线示意图。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菌菇更难发现。如有谁发现都尽力保密。我循着大千先生的这卷地图，果真发现了蘑菇生长地，在日后生活中还真的解决了一些问题。
超出牵连着二位画家这珍罕的草蘑菇之外，便是：
敦煌千古事，苦乐两心知，一次，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向这位把一生都献给敦煌的常书鸿，提出一个追问心底真实的问题：“如果你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
下面是常书鸿的回答：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来到这世界，我还是“常书鸿”。
悠远而深情的音乐。
莫高窟第130窟大佛。巨大的佛头沉默不语，隔过敞开的楼窗，他面对着对面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
那边极远的地方有个小小黑点，孤单又清晰。斜she的夕照把它照得深沉和明媚。那便是常书鸿的墓碑。他的骨灰就埋在那里。他真的永远属于敦煌了。
(字幕：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逝世)
但他的英灵却难以长眠，而是要永远警醒地守护着他身后的这个全人类的艺术宝库。
佛国的存在，本来是要给世人的一时的抚慰，然而常书鸿们的存在，却使浩瀚的佛国得以永远的安宁，莫高窟dòng窟中所有的神佛都知道，在天国之外，在这里，还有一个真正恩泽于他们的神——
那就是世人对常书鸿的称呼：
敦煌的保护神。
这保护神又不仅仅是对常书鸿个人的尊称，而是充满对所有把青chūn和一生都放在敦煌石窟中的人崇高的敬意。
在大漠的墓碑上定格。
第16章 永远的敦煌
盟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德国首都柏林。在高shepào猛烈she击的轰鸣中，俯冲的飞机把成批黑色的炸弹投入烈火浓烟中的城市。
(字幕：1945年1月15日)
炸弹穿过博物馆的房顶在室内炸开。巨大的气làng将沙袋掀翻，把夹在中间的大幅壁画炸得粉碎。
(字幕：西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这些壁画是当年德国探险家范莱考克从我国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割取的壁画中最jīng彩的二十八幅。它们全部都毁于这次轰炸。
(伯孜克里克第32窟《印度高僧像》、《供养礼佛图》、《僧都统像》，第25窟《回鹘王侯家族群像》，第9窟《诸侯像》等)
美丽而珍奇的壁画碎片，被炸得四处纷飞。
它们先是被切割成一片片，搬到异国他乡;然后被炸得粉碎，烧成一片灰烬—这是中华文物最悲惨的命运之一。
但是，那些到中国来搬走这些古物的人，却另有一番言之凿凿的道理。
曾经到敦煌莫高窟割取壁画和搬走彩色塑像的美国人华尔纳就说过，他看到白俄士兵在dòng窟里肆意破坏的景象时，不禁义愤填膺。接着他说：
“当我看到这种摧残文化与艺术的行为，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谁能知道，中国军队会不会像俄国人那样什么时候也驻在这里。”“恐怕二十年以后这个地方就不值一看了。”“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
多么神圣和文明的自我感觉!
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保护
人类文化的观点与行为!
(莫高窟中被华尔纳割取壁画后墙上遗留的残迹，还有被搬去塑像后空dàngdàng的须弥座)
那么，敦煌的保护神们究竟是怎样保护人类的文明的呢?
他们从不幸的历史接过来的是一个将要泯灭、破败不堪的莫高窟。
除去人为的破坏，在莫高窟一公里长的崖壁上，开凿的数百个dòng窟状如蜂巢，这就解构了山体原有的内在力量的均衡。
一千多年来，无人看管，荒废太久，风chuī日晒，地震沙浸，烟熏霉变，再加上当年使用的材料—颜料的变质与泥皮的自然老化，致使dòng窟和壁画出现大大小小的裂隙，崖面岩石粉化剥落，塑像倾斜，壁画起甲与苏碱，渐渐失去昔日的绚丽与光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金碧辉煌，已经是给历史打过折扣的了。
这些损坏，有的已经形成，需要加固和整修，千方百计地复原;有的则隐患潜伏，或者继续在悄悄发生变化，今天稍不留意便会成为明天不可挽回的损失，急需jīng细、严格和有效的防止措施。
半个多世纪以来，敦煌保护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这是敦煌保护最初的创业期，在那艰难的条件下付出的茹苦含辛的努力，使得千载以来一直在损坏的斜坡上滑落着的莫高窟，被有力地制止住了。
(修建围墙。清除dòng窟积沙。安装木门。拆除dòng中土坑，等等)
被抛弃在大漠已久的莫高窟，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爱惜的手指的触摸。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研究所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名称的改变，说明对敦煌石窟的认识，已从单纯的艺术角度走出来，而把它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宝贵的文化遗存。保护的责任也就更加突出。敦煌保护进入了全面的整修期，国家几次拨出巨款，投资于敦煌的保护项目，说明它崇高的文化地位已被确认无疑。
20世纪60年代初对南区570米崖体和358个dòng窟进行大规模加固，使得它彻底脱离了那种令人担心的危机四伏的险境。这次整修还用高低错落的桥廊与通道，将上上下下dòng窟畅通地连成一体。
稳定的感觉一定也在dòng内神佛的心中了。
(画面：用支墩来支顶悬岩，用重力挡墙拦挡裂岩，修复古代木构窟檐，加固外部剥落的岩壁，用铆钉固定和灌浆黏结的方法阻止壁画的松脱，扶正倾坏的彩塑，等等)
这一时期的首要使命是抢救。它为下一步以预防为主的科学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它再度更名为“敦煌研究院”。
(字幕：1984年)
这一名称不仅提高了规格，也扩大了规模。名称中对研究内容不再加任何限定，显示敦煌石窟及其遗书的蕴含之博大，已被举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