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官府的立场，要求民间捐资办学，与民间自觉承担起教养责任，将其作为“桑梓大计”来苦心经营，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为县令代撰“书院启”，丘氏或许不无规讽的意味;可很快地，诗人便将目光投向士绅及海外华侨。
对于丘逢甲的无意仕途，以教育为终身职责，丘琮《岵怀录》中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人的志趣：先父常谓自联捷成进士，即绝意仕进。曾叠受保举及招聘，多不就。以清末朝廷昏聩，仕途污浊，政不易为，不若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27]诗人之“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绝非只是洁身自好。不愿进入污浊的仕途，固然是“政不易为”，可更因为“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
内渡第一年，诗人作《野jú》，托物言志。诗前有小序:“寻秋东皋，有金英烂然于陇之畔，开不后时，而乃无赏者。喜其独秀，而复伤其不遇也。长言咏叹，岂曰不宜?”倘若只是“伤其不遇”，无甚稀奇。可诗人之赞叹“烂漫依然见本真”的野jú，其实别有幽怀：淡极名心宜在野，生成傲骨不依人。
陶潜死后无知己，沦落天涯为怆神。《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多有咏jú之作，可诗人追摹的目标，并非“采jú东篱下”的陶渊明，而是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
如此自我期许，与其对于先祖光辉业绩的不断追忆大有关系。1909年吟《忆上杭旧游》十五首，其四最为感慨遥深：寻碑亲拜左丞坟，谱牒都成史阙文。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5)
七百年来遗老尽，更无人说旧参军。此诗下有小注:“维禄公坟曰左丞地，家谱以公孙迁粤者，官居左丞，故云。考始迁粤为公玄孙，乃宋左丞议郎，即信国参军创兆先生父也。”同年所作《以摄影法成澹定村心太平草庐图，张六士为题长句，次其韵》,“东望军山念吾祖”句也有小注:“君山一名军山，以创兆先生参文信国军时，义军由此过也。”丘氏诗文中屡屡提及曾参文天祥军国大事的先祖“创兆先生”，可见其抱负，绝非只是“悠然见南山”。之所以偶尔“采jú东篱下”，表达的是“宜在野”的“傲骨”，而非隐士情怀。世事如此，诗人只好qiáng作欢颜:“此间山水清雄良足寄怀抱，且收长剑韬神锋。”可刚刚表示“教取子孙识字为耕农”，紧接着又是“梦中忽见海上故亲友”。从“绝意仕进”、选择“在野立场”这一特定角度，才能理解丘氏的忽而壮怀激烈，忽而希望耕读传家。
据丘琮追忆，作为晚清著名诗人的丘逢甲，并不希望子孙沉湎于诗文，而是将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诗亦为抒写胸怀陶冶性灵之文艺耳，无关大旨。大丈夫当建业立名，为国为民牺牲，不可但图自了也。同样否定“但图自了”，丘逢甲之迥异于时贤，在于其明确意识到“办学”也是头等功业，也需要“为国为民牺牲”的心志与能力。以“社会”而非“朝廷”作为献身的目标，这与前面提及的“乡土情怀”不无关系。在“服务桑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民间意识”，摆脱传统的以“庙堂”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此乃近代中国另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丘逢甲之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独立兴学之路，与其秉承“家教”，故“和平忠厚，笃信程朱之学，一以躬行实践为主”，出而任事则“坚苦能耐，毅然不避艰险”[28]，大有关系。但将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丘的思路虽非“主流”，但并不孤立，起码章太炎、严复、huáng遵宪等都有类似的设想。相对而言，章、严、huáng等的立说更为时贤以及后人所关注，丘则不太为人注目。为什么?这里牵涉到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征。当然，还有近代岭东之文与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作为晚清有数的大诗人，丘逢甲的“立言”，颇为时贤及后人所珍重。但这并非其主要志愿，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胸有大志的骚人墨客一样，丘氏也有“立功”与“立德”的自我期待。《重晤梁辑五光禄话旧》中关于“咏诗”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实则隐含着牢骚与不满：风雅都从变后奇，古来词客惯哀时。
可怜倒海倾河泪，独立苍茫但咏诗。对于“穷而后工”的诗人来说，晚清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固然为其驰骋想象、抒发情怀提供了极好的时空;可于风云变幻之际，只能“独立苍茫但咏诗”，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单凭“不以诗人自限”，其实不足以显示丘氏的特色。说白了，此乃千古文人“永远的遗憾”。问题是，倘若天遂人愿，诗人又能何为?这一追问，方才凸显丘逢甲的眼光与胆识。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谓“得志”，不外获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大展宏图”。这种“入世情怀”，不管搀杂多少个人权力以及金钱的欲望，还是习惯性地被作为“济世雄心”来表彰。而丘逢甲则明显摒弃此“公私兼顾”的追求。同时内渡诸公，经过一番努力，多已谋得一官半职，唯有丘氏仍坚持独立办教育，为什么?
其时正在汕头主持岭东同文学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晓沧次前韵》六首，其中有“江山霸气消沉尽”的悲愤，有“竞争世界论天演”的睿智，有“钓龙台上啸寒烟”的闲适，但最关键的，还是以下这两句:“才人从古不宜官，置汝髯参短簿间”;“一官便具奴才性，谁是英雄出此圈?”以如此决绝的口吻，自断官路，使其“在野”，不再是古已有之的“待价而沽”。
与孙中山等在海外发起以“排满”为口号的反抗运动相比，这种因蔑视“奴才性”而拒绝进入官场，似乎显得境界不高。但略微调整视线，不难发现，远离“保皇”与“革命”之争的丘氏，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落实在社会/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赐。这一点，其实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视。在丘氏看来，中国自秦以降实行“集权中央政府”，使得只有“一二亲贵qiáng有力者”才有义务和能力“主国是，持风会”。这一制度，迫使所有“胸有大志”者，都首先必须投入到为占据要津而进行的残酷搏杀中。好不容易“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其实也仍然无关国事之兴衰。还不如凭借一己之良心与学识,“归而讲学于郡邑”，起码还可“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并且影响一时一地之“人心风俗”[29]。将以集权中央为唯一指向的“政治斗争”(暂不论其是非正邪)，转化为以建设地方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在20世纪中国，始终不被看好;但作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潜流，不时浮出历史地表，依旧可能引起史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