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从这个角度，僻居岭东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因为，即便如丘氏所言,“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今则韩江上下游数百里间，学风之盛，不下于他流域。其引新cháo而大之，论者皆推同文”[30]，仍然是“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不曾撼动“神州大局”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关注，在于其思想前卫，而不是功勋卓著。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码对知识者所直接面对且亟待解决的几大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国，其次是坚持什么立场，第三是哪来推进动力，第四则是何处寻找思想资源。
尽管在具体人事关系上，丘逢甲不喜欢康有为，而对孙中山则大有好感。但既然将“兴办学堂”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一选择，决定了其思想路线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激进的“革命派”。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对于“革命”的支持，且将其“办学”说成是为“辛亥革命”培养人才。这一论述思路，潜在的心理背景是,“革命”的意义必定远高于“教育”。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不少仁人志士，选择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1905年chūn天，孙中山在伦敦拜访前来公gān的严复，论及改造中国的方案，两位先驱者意见明显相左。严复长子严璩撰《侯官严先生年谱》，用不加褒贬的语调，记录下此一意味深长的历史性会面：府君言：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31]
依照这段记载,“政治”与“教育”之功效，区别不在于是非，而在缓急。孙中山先生虽然不太同意当务之急是“从教育上着手”，但充分尊重严复的选择，且将其上升为政治家与思想家思维方式的区别。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6)
可与此相比照的，有另外两件事。一是此前几年，丘逢甲赴南洋调查华侨情况并筹集办学资金。其时康、梁等正积极活动筹款，准备策动勤王。梁启超担心这么一来筹款必定分散，因而对有限的钱财可能被用于办报刊、建学堂表示不满:“此等事非不紧要，而无奈我辈可以谢天下之望者在彼不在此，既顾此则诚恐失彼。”[32]可日后梁氏的真正功业，依旧是当初以为不太紧要的办报与讲学，而非策动武装起义。另一件事是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归国，一踏上故土，目睹了国内“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当即从热心社会活动一转而为“不谈政治”。在《我的歧路》中，胡适做了如下表述：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3]在一个相信“学为政本”的国度，qiáng调“教育”乃政治革新的基础，本来应该没有多少争议。问题在于，面对千钧一发的严峻局势,“百年树人”的号召，是否属于“远水救不了近渴”。五年后，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适之先生，终于还是打破自己设置的禁忌，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开始了漫长的议政乃至从政的历程。
在动dàng不安的20世纪中国，稍有良知的读书人，大都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不过将自己的志业定位在“教育”还是“政治”，其立场以及趣味，还是有很大区别。将国民素质还是制度建设放在首位，这其实是晚清以降改革的先驱者们争论不休的大问题。qiáng调“开民智”者，必定注重“开学堂”;注重“变国体”者，当然qiáng调“设议院”。撇开墨守成规反对任何变革，或者只要科技成果不要制度创新者，思想家们一般都会兼及学堂与议院，分歧在于孰先孰后、畸轻畸重。在我看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各有价值且无法互相取代的选择。没有急于扶持国势者的勇猛jīng进，百年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能如此波澜壮阔;没有平实而艰辛的“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作后盾，耀眼的制度变革很可能只是一纸空文。民初国会的形同虚设，以及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起码告诉我们,“兴办学堂”对于改造中国的实际贡献，并不一定比“政治革命”虚幻[34]。
即便同样主张改造中国当“从教育上着手”，也因其政治/文化立场的差异，而发展出很不相同的进取方式。章太炎论学主“实事求是”，反对康、梁等今文学家的“经世致用”，讥笑其借学术进入政权结构中心或凭借政权力量来推行其学术主张为“沽名钓誉”。而在具体的办学方针上，一重官学，一尊私学，两者更是大相径庭。康有为将政治乃至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押在皇上的诏令上，自然不把民间办学的热情与传统放在眼里。幻想“但有明诏”，就能全面接管原先“皆有师生，皆有经费”的民间所办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等，进而推行其教学主张[35]。也就是说，只将民间的私学作为被动改造对象，突出朝廷gān涉并qiáng行推广某种教育制度的权力与作用。这种设想，理所当然地遭到坚信“学在民间”的章太炎的qiáng烈反对。争论的焦点，不在教育要不要改革，而是支撑教育乃至学术健康发展的，到底是朝廷官府，还是民间社会[36]。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jīng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gān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希望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发展。在文化立场上，丘逢甲与章太炎颇为相通，只是不若后者思路清晰且表述明确。
假如真的坚信“学在民间”,“大一统”的论述格局必然出现巨大的裂缝。与朝廷的“集权中央”因而可能“舆论一律”不同,“民间”的特点是分散、独立、众声喧哗，根本无法做到“整齐划一”。而这，恰好与上文屡次提及的乡土情怀以及地方史研究的新趋势若合符节。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论及“中国中心取向”的历史研究的四大特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将中国社会按“纵向”分解为若gān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尤其是民间历史的撰写;一是按“横向”将中国分解为区域、省、州、市、县，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史的研究[37]。前者可对应上文提及的丘逢甲等人的思路，即社会革新不一定体现在京城权贵的争议，也可以落实在僻居一隅的地方士绅的主动介入[38]。自下而上的改革，固然不像皇上诏令天下那么惊天动地，可自有其实际效果和理论意义。正是这qiáng调私学与注重地方二者的相互映照，构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给予qiáng烈关注的政治/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