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学] 《当年游侠人》作者:陈平原【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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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随笔形式,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分别缕述过去百余年间活跃于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的21位名家与大师特立独行的jīng神、气质、趣味及人格魅力。最后一个“王者师” 当年游侠人很想找个理由,说明写作的缘起。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太早了;逝世七十周年?也太早了。戊戌变法乃康有为(1858—1927)一生事业的顶峰,是作文章的好时机,可惜百年祭不能提前。公车上书倒是发生在1895年,此乃康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象征。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1)
——关于寄禅
工诗未必非高僧 当年游侠人近代湘僧敬安(1851—1912),字寄禅,俗姓huáng,自称山谷后人。因在佛前燃二指供养,故号“八指头陀”;说话口吃,书信中亦自称“吃衲”。十八岁投湘yīn法华寺出家,后历主湖南五大寺和宁波天童寺,1912年筹组中华佛教总会,被公推为会长,同年圆寂于北京法源寺。寄禅生前,诗名、僧名均满天下,唯有友人叶德辉不大以为然,谓其诗自高而僧则未必,理由是:“工诗必非高僧。古来名僧,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齐己、贯休,宋之九僧、参寥、石门,诗皆不工;而师独工,其为僧果高于唐宋诸人否耶?”(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中晚唐诗”节)
“工诗必非高僧”;反过来,“高僧必不工诗”。这是个很有趣的命题,可惜叶氏的论证不够严密。“高僧”与“名僧”不是一回事,慧皎作《高僧传》,即有感于前人之传“名僧”而不传“高僧”:“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高僧传〉序》)何况,着眼于宗教史上的贡献,寄禅可能高于寒山、拾得;谈论文学史上的功绩,寄禅也未必比不上寒山、拾得。尽管如此,叶氏的命题依然基本成立,确实中国历史上的高僧绝大部分不写诗或写不出好诗,而历代著名的诗僧又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僧。如此,兼有诗名与僧名的寄禅就值得认真探究了。
一
尽管宋人严羽以禅喻诗名扬天下,后世文人也多有承袭其“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làng诗话·诗辨》)之说者,可实际上诗、禅仍然无法合一。最主要的一点是,诗除了“悟”外,还qiáng调“情”,而释家则以“无我”为立说的根基。佛学深不可测,各家解说千差万别,可在通过论证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来显示涅槃寂静的理想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这种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可以成为学道的诗人和学诗的僧人永恒的歌咏对象,可这很难成为诗歌的“主流”——诗人毕竟更多执著于红尘万丈的世俗人生。还有一点,这种空寂的境界,经过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咀嚼,说实在已很难再有多少新意了。“红泥肥紫芋,白石瘦青山。流水落花去,夕阳飞鸟还”(《山中漫兴》);“松翠近可掬,泉声咽更闻。水清鱼嚼月,山静鸟眠云”(《访育王心长老作》)——这些诗不能说不jīng致,也确实颇具禅味,只是不待寄禅吟咏,中晚唐诗人集中不乏此类佳句。
僧诗要出新意,必须拓展表现领域,不能像宋代九诗僧那样只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中打滚(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可这很难,弄不好触犯戒律。寄禅说得对,“我学佛者非真无情人也”(《〈寄范清笙舍人、杨云门明经一首〉序》)。问题是如何把学佛者之“真情”转化为激动人心的“诗情”。乡情、师情、友情,固然是寄禅的主要吟唱对象,山水情在诗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且更多佳作。学道之人,山水花鸟不只是娱悦观赏的对象,简直是不可或缺的“道友”:“平生好山水,遇胜辄流连”(《九月初六日由沩山越茶dòng……》);“休笑枯禅太枯寂,无情花鸟亦相亲”(《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马》)。这就难怪其笔下的山水花鸟别有一番情趣,不少佳句为时人所传诵。如“天痕青作笠,云气白为衣”(《太湖舟中遣兴》);“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chūn”(《梅痴子乞陈师曾为白梅写影,属赞三首》)等。
可倘若寄禅只是吟咏山水花鸟,在近代诗坛中不可能占一席地位;其关于家国之情兴亡之感的咏叹,无疑更耐人寻味。“我虽学佛未忘世”(《余别吴雁舟太守十三年矣……》),此乃近代僧人的一个突出点,乌目山僧、曼殊上人、弘一法师,无不如此。大概战乱或换代之际,僧人生死、兴亡的感慨,更容易与俗人家国之情相沟通。在俗人是多一点“忧生之感”,在僧人则是多一点“忧世之情”。寄禅早期诗篇颇有不屑关心世俗人生,一味修道学禅之意,一直到1896年仍有“蜗争蛮触任纷纷,时事于今渐懒闻”(《吾生》)这样的诗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其诗中渐多人间烟火味,“我亦哀时客,诗成有哭声”(《感怀》),以“感事”为题的诗篇也明显增多。而且诗中一再表白:“我不愿成佛,亦不乐生天”;而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普雨粟与棉”并“澄清浊水源”(《古诗八首》)。自然,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世界并不因高僧发大愿心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自怜忧国泪,空洒道人襟”(《重阳前三日登扫叶楼有感》);或者如诗人绝笔诗所表达的:“苦无济困资,徒有泪纵横。”(《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客京都法源寺,晨起闻鸦有感》)即便如此,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还是相当感人。1910年,寄禅于天童寺前青龙冈为己营造冷香塔,本已“一息虽存,万缘已寂”,可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内忧法衰,外伤国弱,人天jiāo泣,百感中来”(《〈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序》),作二十一首七绝。录二首以见一斑:
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
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jīng卫愁。
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
作为一代高僧,此等诗句自可见其大慈悲心,也不难想象其传诵一时。可由此而颂扬为“爱国主义”、“同情革命”,则又未免离题太远。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寄禅赋感:“皖江一夕中峰摧”(《金陵闻安徽恩中丞被刺赋感》);慈禧太后病死,寄禅志哀:“北望河山涕自横”(《戊申十月二十四日……》);至于革命党人武昌举义,寄禅也大发感慨:“可怜huáng鹤楼前望,尽化红羊劫后灰”(《遥闻四首》)。其实,作为僧人,没必要要求其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说他忠于清室不对,说他同情革命也不对,他只是有感国弱法衰。作为佛子,法之盛衰当然是第一位的,而法运、国运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由忧法而忧国,这才谈得上“内忧法衰,外伤国弱”。寄禅之所以哀悼慈禧太后,诗人有注:“戊戌变法有请毁寺汰僧者,圣慈不许,其议始寝。”而寄禅之所以对革命党人一开始没有好感,乃是惧怕“只缘充学费,遂议割僧田”(《感事》)。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各地确有毁寺办学之举,寄禅之赴南京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以及到北京会见内务部礼俗司长,都是希望政府能禁止侵夺寺产。此等护法大事,在僧人看来自然是远远高于朝代的变更,因此,与其从政治斗争不如从宗教感情角度来理解寄禅的学佛而未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