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在迁徙中迅速站稳脚跟并寻求发展的能力,与客家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先世由河南迁福建上杭,二世祖创兆公参文天祥军事,失败后迁广东梅州,十八传至曾祖始迁台湾彰化,到了丘逢甲又因抗日保台而内渡[5]。如此清晰的迁徙路线,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模范与暗示作用。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有不少对于家族迁徙史迹的追怀。《还山书感》有曰:“南渡衣冠尊旧族,东山丝竹负中年”,前一句加注:“予族由宋迁闽”。《说cháo》对于家族史的述说更为详细:“中原忽龙战,九族开闽关。吾丘自固始,举族来莆田。”虽然由于当初族谱缺失,此诗以及《谒饶平始迁祖枢密公祠墓作示族人》之追溯“南州迁客宋枢密”可能有误[6],但热心“寻根”这一举措所蕴涵的心理动机,依然值得史家充分重视。后诗采用大量夹注,叙述本族八百年的迁徙史,其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如下四句:程江风雨韩江月,海云台岛径三迁。
仗剑归来人事改,故居只有青山在。
也就是说,轮到丘逢甲因抗日而内渡,丘氏家族已经是第四次的大迁徙了。在表彰过家族历史上的忠臣与显宦后,丘逢甲做了意味深沉的总结:山城遗俗朴不华,唯耕与读真生涯。
勉哉兄弟各努力,勿愧先邑称名家。将此“示族人”诗作所表达的“耕读”与“忠孝”传家的理念,与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所表彰的“家教”以及丘逢甲的平生行事相对照,可见其确实“渊源有自”。
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cháo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cháo、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更何况历史上台湾多cháo州移民[7],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早有歌咏:唐山流寓话巢痕,cháo惠漳泉齿最繁。
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生根。时至今日,cháo汕、闽南和台湾的语言及文化习俗,依然十分接近。不难想象,对台湾乡土极有感情的丘逢甲,“归籍海阳”并无太大的心理障碍。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cháo、嘉及闽南视为一体:本学堂设于汕头埠,名曰岭东同文学堂。虽由cháo中同志倡设,然同道之嘉应、惠州,邻境之漳州、汀州各属,自当不分畛域,以广造就。[8]
关于丘逢甲之泯灭cháo嘉界限,以一“归籍海阳”的客家人身份,积极投身cháo汕的教育文化以及一般公益事业,没有比丘琮的描述更jīng彩的了。《岵怀录》中“居cháo教化”一则,专门谈论丘逢甲如何帮助协调cháo属、嘉属商民的矛盾:先父自丁酉以后,六七年间均居cháo属,历讲学海阳、cháo阳、澄海、汕头等地,屡为排难解纷,兴利除弊,cháo人甚为爱戴。cháo属与嘉属商民时有土客之争,先父祖籍虽嘉属,而生长台湾,其土语与cháo州同为福老系统,言语已为隔阂。又奉旨归籍海阳,每为地方尽力。故土客有争,辄得先父一言为解。壬子cháo州土客械斗,时,先父已殁,cháo父老犹思念,曰:使丘公在,必不至此也。[9]最后的虚拟语句,在我看来,略嫌夸张。cháo汕地区的土客矛盾由来已久,且牵涉许多实际利益,非某公道德文章所能轻易感化。我甚至怀疑丘逢甲之所以在cháo汕办学屡招嫉恨,除了新旧人物的势不两立,还夹杂着cháo、嘉两属绅士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3)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丘氏的由于台湾经验,希望沟通cháo、嘉、惠与漳、汀、泉各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岭东文化”大感兴趣。可惜,其历尽艰辛创建的岭东同文学堂,只是初成规模,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便因学堂资格、经费短缺以及地方士绅的恶意攻讦而黯然去职[10]。
二、辞官办学与民间意识
文人学者对于“乡土”的认同,从来不是被动接收,而是双向互动。选择什么样的史事与风物,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需求;而在诠释这些史事与风物时,由于加进了许多此时此地的个人感触,又反过来qiáng化了解说者的文化立场。居cháo期间,丘逢甲在诗文中一再吟颂的,一是韩愈,一是文天祥。不只因历代来cháo士人中,这二位的声名最为显赫。丘氏的选择,其实隐含着一种自我人格塑造。
虽说是“昌黎文山皆吾俦”(《东山酒楼放歌》),丘逢甲对二者的表彰,各有重点。也可以说,这种区分,对应着诗人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两个侧面。丘氏早年为金山书院酒楼撰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
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11]如果不是受眼前景物以及文字音韵的限制,将“马将军”替换成“文丞相”,当更能显示诗人的抱负与情怀。英雄的孤忠与前贤的遗教,二者互相补充且相互发明,构成了丘氏追怀的理想人格。而这两者,落实在cháo州风物中,便是纪念韩、文二君的大量史迹。
丘逢甲之所以“平生心醉文丞相”(《与季平、柳汀饮东山酒楼》),除了“心悯大忠来吊古”、“零丁洋边与君遇”(《风雨中与季平游东山,谒双忠、大忠祠,兼寻水廉亭、紫云岩诸胜,叠与伯瑶夜话韵》),很容易引发“壮怀激烈”,切合其“地似西台宜痛哭,客归南峤怆孤忠”(《凌风楼怀古》)的心境外,还有其祖上与文山先生的因缘[12]。关于丘逢甲之刻意追摹文天祥,学界早有论列[13],这里不赘。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对于cháo州本地人物的选择,丘逢甲的着眼点,显然不在学识与功业,而是忠烈与气节(如《说韩》之歌咏马发、陈璧娘等),这与其“平生心醉文丞相”,恰好可以互相发明。
诗人对于韩愈的追怀,相对来说更复杂也更有趣。与文丞相形象的一以贯之不同,先贤韩愈之进入丘氏视野,有一变化的过程。几乎是天意,诗人一踏上cháo汕大地,便与唐人韩愈发生联系:“关吏钓鳌疑海客,舟人驱鳄说文公”(《cháo州舟次》)。第二年,在《谒cháo州韩文公祠》中,诗人之突出“孤臣去国”、“逐客呼天”,自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至于对韩愈的表彰,集中在谏迎佛骨和驱除鳄鱼,再就是笼统的“千秋道学重开统,八代文章始起衰”。直到第三年出任韩山书院主讲,深切体会“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yīn覆讲堂”,对韩愈在cháo州的功绩,方才有了全新的理解,表彰的重点,也因而从“驱鳄”转为“讲学”。
就在这首《韩山书院新栽小松》中,还有一联很能表白作者此时的心境:“何须定作三公梦,且养贞心共岁寒。”此时的诗人,似乎已立志放弃仕途,而专心于教书育人。诗人志向的确立与韩愈形象的转化,二者互为因果。第二年,丘氏撰《韩祠歌同夏季平作》,在表彰韩愈“止阅八月教泽长”时,特别感慨其“先立学校登秀良,余事更为游山忙”。此后,诗人以兴办教育为己任,追求“今日树人兼树木,早兴地利起人才”(《去岁往长乐劝学,今闻学堂开学,喜而有作》)。以壮怀激烈的“孤忠”心境,来从事因“平实”而显得波澜不兴的“教化”事业,其实并不容易。除了自家“烈士意识”的成功转化,还必须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