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初夏，好友谢颂臣重返台湾，丘逢甲先后作《送颂臣之台湾》、《古别离行，送颂臣》和《重送颂臣》等篇什送行，除了表白与立志，主要是有家归不得的感慨:“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华夷忽易地，何处为乡国?”如此认同(“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如此乡思(“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如此志向(“百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如此局势(“何期汉公卿，师古多让德;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使得丘氏只能选择永远的“客游”。这无疑是个“艰难的选择”，可倘若坚持自己的理想，则此举几无回旋余地。因此，当诗人歌吟“客独游”时，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与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之“纪游诗”大异其趣。
抗日战争时期漂泊大西南的史家陈寅恪，有两句曾广泛流传的诗，道尽当年中国读书人的苦闷:“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湖即景》)陈先生的“预言”虽然落空，可所思“南渡”的“往事”，确无当世“北归”的先例。丘逢甲并非专门学者，可正如丘菽园说的,“家仙根工部熟于史事，其为诗也喜胪史”[3]，不可能对“南渡”的“往事”没有任何感应。实际上，内渡头几年，丘的感怀诗中常见“南渡”意象，如“南渡衣冠尊旧族”(《还山书感》)、“渡江早虑胡分晋”(《秋怀》)、“渡江文士成伧父”(《答台中友人》)、“北望胡尘泪满衣”、“衣冠南渡避胡来”(《东山感chūn诗，次己亥感秋韵》)等。
以丘氏率义军抗日保台的经历，最欣赏的先贤，本该是辛弃疾，可诗集中经常浮现的，却是陆放翁的影子。选择陆游或辛弃疾作为追怀的目标，可能只是基于诗人的审美趣味，可我还是怀疑，这里隐含着一种难与人言的悲痛。就像陆放翁一样，审时度势的丘逢甲，大概意识到只能寄希望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而这对于诗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即必须尽快完成“烈士心态”的转换，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与方向感。否则，只是“新亭空洒泪，故国莽怀人”(《客愁》)，虽然感人，却无济于事。
好在是年秋天，经广东巡抚许仙屏的努力，丘逢甲奉旨“归籍海阳”;隔chūn，又由cháo州知府李士彬聘为韩山书院主讲。这两件事，对于正“漂泊天涯”的丘氏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这一点，从他的《长句赠许仙屏中丞并乞书心太平草庐额，时将归cháo州》和《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可以看得很清楚。前者称:“天涯沦落苦无着，荷公还我东扬州”;后者则已是踌躇满志:“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yīn覆讲堂。”此后，还会有“客愁”，还会有“乡思”，可诗人已经迅速投身到cháo嘉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中去，并由此获得新生活的意义与乐趣。
与同期内渡的其他人不一样，丘逢甲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归籍海阳”与“讲学cháo州”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从第四年(1898)起，丘氏诗作数量大增，而且对居住地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算一般意义上的纪游诗，专门歌咏cháo州风物的，就有《广济桥》四首、《王姑庵》绝句十六首、《千秋曲》、《凤凰台放歌》、《莲花山吟》以及由二十首五古组成的《说cháo》(《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十七首，其余三首见《选外集》)。
以中国地域之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厚，任何一山一水一城一阙，都可能引发思古之幽情。问题在于，旅游者的“鉴赏”与当地人的“呵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在于阅读者的心态，即，对于这些很可能“无关大局”的史事与风物，有无认同感。在“大江日夜东，流尽古今事”的《说cháo》中，读者不难感觉到丘逢甲借叙述cháo州史事触摸这块神秘土地之脉搏的急迫心情。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参与当地文化建设之热切，更是溢于言表。因发现“和平里三字碑，为文丞相书，cháo中志乘罕有载者”，丘氏于是引经据典，做了一番考证。所谓“书法厚重奇伟，非公不能作”，这种论证方式，足见其并非训练有素的金石学家。好在丘氏并非专家学者，宣扬“和平里三字碑”的目的，乃“以告后人之凭吊忠节与志cháo中金石者”。并非对考据有特殊兴趣的丘先生，竟对cháo州的历史文献表现出如此兴趣与热情，这才是我所格外关注的。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2)
1908年，时任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吟诗作赋时，既有“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席上作》)的悲愤，也有“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的悠闲——后者的题目，尤其值得玩味:《归粤十四年矣，爱其风土人物，将长为乡人，诗以志之》。这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自我表白，我以为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后人为了突出其因忧国忧民而“凄凄惶惶”，相对忽略了同样必不可少的自我心理调适。东坡居士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被解读者化简为“随遇而安”。按照丘氏的思路，必须是“爱其风土人物”，方才可能“此心安处”;如此“长为乡人”，也方才可能体会“此间原乐未应愁”。只可惜“归粤十四年”以及“将长为乡人”的说法，稍嫌笼统;大概与其时诗人已在省城广州立足，故不愿将视野局限于cháo州有关。在我看来，完成由“客愁”到“心安”的转折，关键在“归籍海阳”以及无数次的“居cháo而言cháo，稽古为悠然”(《说cháo》)。
丘氏对于台湾的怀念——尤其是发为诗文，确实十分动人。可既然内渡，就不应满足于只是“新亭对泣”，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在这里，能否“心安”，至关重要。不只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而且热爱奉旨归籍的cháo州;不只担任《台湾通志》“负责采访乡土故实”的采访师[4]，而且“越俎代庖”为cháo人考据起“和平里三字碑”来历;不只撰写《台湾竹枝词》，而且赋诗《说cháo》，如此浓厚的“乡土情怀”，与其人生理想融合为一，在晚清的思想文化界颇具特色。
1909年，移居广州的丘逢甲有《题张生所编东莞英雄遗集》之作，将英雄济世的宏大志向与流连风物的乡土情怀合而为一，相当引人注目：
我爱英雄尤爱乡，英雄况并能文章!
手持乡土英雄史，倚剑长歌南斗旁。乡土情怀，古已有之;到了清人，更由于考据技巧及辑佚方法的成熟，延伸为热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在辑佚中突出“英雄”之“遗集”，则诗人的乡土情怀，自然是柔中带刚。回过头来拜读丘逢甲关于cháo州的诗文，不难发现其基本特征：少“风情”而多“史事”与“人物”。《说cháo》等诗，其实也是一种“乡土英雄史”。将“英雄”与“乡土”相提并论，使得丘氏的“爱其风土人物”以及“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不能自动推导出“山水闲适”与“乡间隐逸”，而是明显带有入世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