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养蚕也是大家伙最痴迷的课余活动之一。孩儿家背着大人，拿了家里的碎布头，短了的花衣裳，甚至心爱的连环画，换回一些未经孵化的蚕卵或是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幼蚕。放养小宝贝的一般是铁质的针线盒，得在上面打几个出气口，要不然这些娇嫩的玩意儿半天就得翘辫子。放在家里看着不过瘾，一伙人把它们拎到学校里去，塞到木抽屉里，再挖出一条缝来，上课时眯了小眼趴在桌面上细细赏玩。那会儿孩子们的头脑特清明无邪，课间休息时便凑在一起，比谁养的蚕最大，谁的最肥最白，羡煞了好多没蚕的同学。下课放学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摘桑叶喂蚕宝宝。那些白胖胖的小家伙，每天除了吃还是吃，吃饱了便敞开身子骨心安理得地睡，享受得似个神仙。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这些蚕渐渐变成蛹，再缚茧抽丝，最后羽化成蛾。它们为自己的生命打开了一道道的锁，并矢志不渝地朝光亮处飞升，完成了旅程中最美丽的蜕变。
七十年代的票证记忆--粮票、油票、布票……
在七十年代，如果你手中只有人民币想买到生活的必需品，那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那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票证年代”，大事小事都要严格遵循票证制度。
在“文革”末期，票证有：粮票、油票、煤饼票、豆制品票、肥皂票、香烟票、火柴票、肉票、鱼票、蛋票、布票、煤油票等，另外还有一本每户人家购紧张商品用的购货证。逢年过节时，有许多的票证临时等待通知才知道用于购买何物。而这些票证中又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如粮票中就可分为粳米、籼米，油票中又有菜油、麻油之分等。那时节，一个人若没有票证，你就寸步难行。假若你出差在外，首先要凭单位证明兑换好全国粮票，否则，全国的大小饭店、市场，一律谢绝供应，哪怕你说破嘴皮，连一片饼gān也买不来，你就等着挨饿吧。
每个家庭每月要弄清这数十种的票子的用途，况且，那许多的票子颜色、大小十分接近，政府为了贯彻节约的原则，票子印得非常小，像粮票、油票等，不及小指宽，只有半寸长，对于眼神不好，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或家庭主妇来说，辨别这些票子，那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些老年人因为老眼昏花，看颜色相近，时常将豆制品票拿去买肥皂，油票拿去买火柴。
在七十年代，就算买包烟也要凭票，虽然市面上供应的都是三四角钱一包的中低档香烟，那也得揣张票才能买到。每家每月的供应量还分为大小户，八包或十六包，三角以上的烟为甲级，三角以下的为乙级烟。有些人烟瘾上来了，就不得不拉下面子，死皮赖脸地跟女营业员死磕。他们围聚在柜台前，伸长了脖子问：“能用乙级票买甲级烟吗?放一码吧，做做好事吧!”或者他们会向前来购烟的老年人“游说”，“你们年纪大了，香烟吸差一点的还可以给孙子买上两粒糖吃，把好烟票换给我吧，我叫你爷爷也可以”。就这样死缠着不肯走开，像一群苍蝇一样叮在柜台前。这些烟鬼们还会采取“移花接木”的方法，将烟票涂改嫁接，他们惯用的伎俩是号码粘贴拼接，或用同色的笔来修改号码，做起来不亚于姑娘绣花般的细心，一不小心就要被他们蒙混过关。
而那些粗陋的票证往往还会印些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严禁倒买倒卖”，“服务人民，凭票供应”，一副大义凛然的脸孔，让人捏在手心里都要冒汗。如今，这些玩意儿已变为旧物市场上的新贵，赤luǒluǒ地敞开胸膛，等着爱它的人来赎。
七十年代的时尚记忆--自行车、电视机、上海货
因身处农村，十八岁之前我没有见过火车。村支书的儿子二蛋说它非常长，还会像马一样地叫，呼啸而过时能把你耳朵给震聋了。他说的时候用手抠着鼻子，眼睑朝上翻，小脸儿骄傲得通红。我当时一脸崇拜地看着他，那东西对我吸引力太大了，连做梦都想到隔壁村看一下火车。可惜那时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所以那个愿望就一直搁着。直到有天听伙伴们说二蛋又尿chuáng了，我就知道机会来了。这小子喜欢我们班上一个最胖的女生，我答应不把他那破事捅给那胖丫头听，他才不情不愿地把家里最破的一辆车借给我，还说好了只能用半天。后来，我终于看到了火车，它又黑又长，但开得很慢，恍惚能看到车里的人漫不经心的表情。果然，那玩意儿还会嘶叫，不过声音极惨烈，像被开水烫伤一般。好不容易弄来的单车真是破得不行，一路上掉了三次链，最后还是推着走回来的。回来之后很久，我们家也买来辆二手的自行车。那时候，买自行车要比现在买汽车还难，但它却一直搁在墙角里，偶尔用来驮一下谷子，我也再没有了看火车的心情。
在七十年代，电视机也是金贵得很，只有极少数领导gān部家里才买得起。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大伙集资买的，14寸，小得可怜，还是黑白的。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摆在公社里，一来可以防贼，二来可以向邻村来的人显摆。每天晚上，7点钟一过，公社的大会场里就人山人海。电视机前晃满了人，因为人太多，挤不进去，大家伙儿只能竖起耳朵“听电视”。如果天气闷热，汗臭味就会熏得人发晕。那架势好像在开批斗大会，小板凳、竹席子、塑料薄膜全铺在地上，连成一片，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为隔得太远，就常会发生这种状况，一人焦急地问另一人：“我听到枪响了，电视里那闺女怎么了?”被问者竖起耳朵，眉头紧锁，满有把握地答道：“死了。”旁边就有人跟着嚷道：“她不叫一声就死了?”“听说还是给一男的bī死的!”“真的?”“嗯，那还能蒙你?”到了最后，都不知道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对了，那时还特流行上海货，人们说起上海，就像谈论现在的巴黎。上海产的手表、服装、麦rǔjīng、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会儿能带上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带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了袖管来炫耀。上海产的奶糖也是孩儿家最钟情的玩意儿，连掉在板凳底的碎屑，也要捡起来，再塞到牙缝里。还有上海来的的确良、灯心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七十年代末，纺织品又多了好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看得你眼睛眨不过来。那会儿在孩子中最流行穿白球鞋，出门前我们总用鞋粉把它刷白，再不成就直接用粉笔灰往上面抹。有些摩登的女青年还穿起了丝袜，但给人感觉过于暧昧，得使劲用长裙子捂着，既想展露出来又害怕别人看见，那表情好像在宣称：“我美丽，但我依旧纯真!”
七十年代冬天取暖的方式--挤刨花、斗jī
话说七十年代，大家伙儿都还小，正在上学，谈情说爱政策不允许，也没赶上趟儿，就一心扑在书海里，对着课本经营着心底的故事。好像儿时的冬天也总是特别冷，上完早自习之后，脚仍然没有知觉。回廊里的玻璃窗上也结了霜花。那时候的冷还不是一般的冷，不过人们老爱套些吉利话，冻得受不了了，就安慰自己道：“瑞雪兆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