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听谭震林讲山东的农业情况。应该说，谭震林是“大跃进”的支持者，谭异常兴奋地说：“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可达400斤哟!真是了不起!”
huáng克诚听了直摇头。那时候小麦的产量还比较低。
会上，他拉住这位老战友，说：“老兄，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多少?”
谭老板和他也不见外，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
“不是说过了嘛，400斤嘛!”
huáng克诚说：“你骗鬼去吧!”
谭震林说：“我亲眼见的嘛!”
“你要说，有的地方亩产400，我信;要说平均400，只有鬼才信。”
可惜那时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
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làng费资源，劳民伤财……”
同时，他对湖南没有搞qiáng迫密植表示支持。他说：“这就对了嘛，这样你们的粮食就比湖北、广东多了些，那里已经有人吃不上饭了。”
说这些话时，huáng克诚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还对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gān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bī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上山以后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和他谈起了山上的情况，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huáng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huáng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
说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gān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你对那封信怎么看?”
“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dòng，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huáng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
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有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huáng克诚的风格。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gān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
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二、比例失调;
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
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gān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làng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gān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火气也蛮大。”
至今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起huáng克诚的这次发言来，还都记忆犹新，说huáng老那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huáng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huáng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huáng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
“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huáng克诚。这也正是人们说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还和别人论理。
huáng克诚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他认为就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并希望毛泽东能够从谏如流。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