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也让各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感到惊奇——
是谁把《孙子兵法》翻译到了美国?又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这不是2000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重视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在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陶汉章是何许人也?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他原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副院长。
他已经八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一副很是秀气的眼镜使他显得更加斯文，也使他显提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在他那简朴的客厅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并写出这本概论的?”
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话题就从这位开国元帅说起了：
“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陶汉章说，“还是50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当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
陶汉章说：“《孙子兵法》虽然早就读过，可是要讲课……”
见他面有难色，刘帅说：“你再系统地读一读，我们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
没有过几天，刘伯承就通知陶汉章把战役系上课的教员和有关人员找来开会。
刘帅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他首先发言：“孙子兵法十三篇，实际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六个问题来讲。这六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刘帅一番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也就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共印了五次，发行十几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孙子兵法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对世界军事学术的贡献，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了国外的注意。”陶汉章将军很有几分得意地说。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也许是出版业的不景气，也许是美国人的偏见，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他们购买一百本书，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
陶汉章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基斯金给陶汉章的信中说：“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受益。”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州务卿派员专门找到了在广州休息陶汉章，授予他亚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
那天我们的话题几乎都和书有关，而将军的几本书也都很有传奇经历。
陶汉章的第一本“著作”竟是用花花绿绿的纸写成
从江西进贤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陶汉章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经历。十几岁时，他投奔自己的姑父，到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读书。
1933年，陶汉章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因反蒋失败，军人各奔东西，他听说老家江西有红军，就回到了南昌。
当时，国内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刚刚到南昌，就听说进贤县的国民党党部传他，说他是反蒋分子……
所以他只能在南昌待着，有一天，陶汉章翻报纸，看到上面说在新余县有共匪活动，就决定到那里去找一找。
于是就有了他参加红军的曲折经历。他有一个侄子在新余县当副县长，听说他从抗日前线回来，就请他到新余县作报告。在那里，他住了三天，听侄子的佣人讲，江那边就是红军，这里是一半红一半白。于是，陶汉章想方设法坐上了回城的一艘小船。
当船行至罗坊镇时，陶汉章对船老板说：“这里有我的一个同学，我要去看看。如果等到十二点不见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
上了岸，陶汉章一路向南走，问了几个人，人家警惕性都很高，都说不知道红军在哪里。又饿又累时，前面来了个老人，陶汉章问他：“能不能带我去找红军?”老人打量了半天，说：“你先在这里歇会儿，我给你找找看。”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他问陶汉章：“你为什么要找红军?”
“我想参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问什么，就带了陶汉章往山里走。到了区苏维埃，他们又和上级联系。很快得到答复，叫把陶汉章送到永新县去。——他就这样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员。
陶汉章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任弼时。听说他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出来，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机关。到政治部当gān事——那个gān事可不是怎么好当的啊，既要当编剧，又要当演员，还要写标语，作宣传……
说实在的，陶汉章不想当政治gān部，想当军事gān部。谁知军事gān部没有当成，却在红军学校当起了教官。而当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时谁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教材呀?
“还不是靠自己gān!”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陶汉章很是兴奋。“根据当时gān部的特点，我拟了一个讲课提纲，叫军事问答一百题。一边总结，一边教课。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江西的条件相当艰苦，红军吃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用的纸了。当陶汉章的《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面写了字的。
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陶汉章很是爱惜。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短暂的休整，他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在长征路上，这本书已经磨烂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直到过草地时上级要求轻装再轻装，他才近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这本书是再也找不到了，说起来陶汉章将军还很有点遗憾。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国民党的陪都出版，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样书
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jiāo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
韦国清把陶汉章找来，说：“你正在教军事课，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陶汉章看完信，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我们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