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个时候要写一本书绝非易事。红军打游击虽然有经验，但这些实践经验要经过提炼概括才能变成教材。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论指导，又要有写作才能的人来完成。
陶汉章连续gān了几个昼夜，拟出了写作提纲，征求了一下意见后，寄到重庆的三联书店。对方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说，写完一章寄一章来。
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gān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jiāo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dòng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著作。
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整，书后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应用》、肖克的《论平地游击战》、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
大约一个月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邮票。
说来也不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间惟有邮票是可以通用的，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拿了稿费，战友们要他请客。陶汉章揣着邮票到了洛川城，小馆子老板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时掏出一卷邮票付账，战友们哈哈大笑。
稿费收了，客也请了，就是没见到自己出的书是什么模样。后来，战事繁忙，他也没顾上去找这本书。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huáng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
陶汉章眼睛一亮，忙问：“还记得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陶剑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军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师。”
“不敢不敢。”……
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年前见到的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像许多将领一样，正渴望着在这场活剧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这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时候啊!
谁知命运没有能使他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倒使他向成为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有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相当快，我们急需参谋人才，想搞一个高级参谋班，想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陶汉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正gān得有滋有味，不愿意离开，就对罗瑞卿说：“让我考虑考虑。”
不久，部队进行整训，罗瑞卿又来找他，还是要他去。陶汉章说：“罗政委，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谈了要陶汉章的事情。杨成武不愿意让他走，就说：“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借陶汉章半年?”
罗瑞卿说：“那就借半年吧。”说着掏出笔，真写了借条。
杨成武这才放了行。于是，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也正是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创作，也就有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
要教书，要写书，自己首先要读更多的书才行，陶汉章深知这一点。那一阵子，陶汉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在书海中遨游，既是件快乐的事，也是件乏味的事情。有一阵，人们说他读书读得昏头昏脑，完全不像jīng明gān练的参谋长了。
其实陶汉章正为一个件事头痛——
既然是搞参谋教育，就应该搞清楚参谋制度是何时产生的，搞清“参谋长”这一个词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古书中有不少记载，但那都被称为谋士、军师，好像还不是“参谋长”，他找啊找，终于在一本叫《毛奇传》的书里找到了出处。——1807年，拿破仑率数十万大军横扫欧洲，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参谋人才——他任命了贝蒂埃元帅为参谋长。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完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参谋工作》一书。
这本书在参谋训练班上当教材以后，还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在中南等野战军都有了这本书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
“奖励陶汉章三百元!”
那时的三百元可不是现在的三百元，当时gān部的每月津贴只有四元啊!
教育长谭家述说：“老陶，我们要吃你的大户!”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老总、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这里也安全。
人们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这在战争间隙里也是难得的一聚。
如今陶汉章虽然已经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当我们对他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的时候，他却淡淡一笑，说：“有许多同志都能写，也有理论水平，像刘帅、陈毅、陈赓、许光达等同志，他们都没有时间写，在他们面前，我真是班门弄斧。”
大闹怀仁堂的谭老板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板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
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
以形象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任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gān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