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
“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
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一排高级轿车，停在中南海怀仁堂前。
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可以算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了。远的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话剧!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
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处理了高岗、饶漱石……
毛泽东去世以后，在这里抓走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后话了。
当初建造“怀仁堂”的慈禧太后，怎么也想像不出她的这座“佛照楼”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议事场所。
今天，怀仁堂前一片宁静。卫兵依然肃立，铜狮依然威严。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高层的斗争几近白热化、公开化，双方阵垒分明，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大的政治风bào已经不可避免。
2月6日，怀仁堂会议室里，响起了叶剑英的广东式普通话音：“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叶剑英这是问陈伯达。那个时候，陈伯达了不起呀，全党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2月11日，还是在怀仁堂，叶剑英、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了冲突。
叶剑英不无嘲讽地说：“请地方的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的态度更鲜明：“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gān了!”
2月14日，也是在怀仁堂，斗争升级了。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把老gān部统统打倒等问题上，双方拍了桌子，瞪了眼睛。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gān什么?”
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gān什么?”
……
这天是2月16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主角。因为今天的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签署的会议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当时有大碰头会和小碰头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两个碰头会的召集人都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都不参加)。谭震林的任务是“碰头”，他怎么会一下子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呢?
问题是“碰头”，碰上了张chūn桥的“头”。
假如谭老板不是迎面碰上了张chūn桥，假如张chūn桥不是咄咄bī人，也许爆发不了这场尖锐的斗争。然而，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事情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
本来，周恩来是召集人，他应该宣布开会，宣布散会。然而他没有宣布开会，也没有宣布散会，只是因为——
谭震林碰上了张chūn桥。
他们是熟人。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chūn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不仅打过jiāo道，谭还曾经批评过他。
“文化大革命”以来，张chūn桥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谭老板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当他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一句：“chūn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谭老板曾经在两个场合亲耳听到毛泽东讲，把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江华、江渭清、谭启龙等人先后接来了，惟独上海的陈丕显没来。
张chūn桥怔了一下。谭老板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但现在的张chūn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chūn桥了。他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的火气不打一处来。最近，他经常听到有人把事情往“群众”头上推，动不动就是说群众不同意。他朝张chūn桥吼起来：“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张chūn桥一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而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暗暗为谭老板叫好。
见张chūn桥不说话，谭震林更来气。几乎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gān部。你们把老gān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gān部都打光!”
谭震林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同志的目光，给了谭震林更足的勇气和力量。他把自己的愤懑，一股脑往外倒：
“黑五类有人讲话，高gān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gān子弟统统挨整，见高gān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gān部统统打倒!”
这还不够，谭震林是65岁的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种种风雨，见到过党内多次重大斗争。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他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义愤填膺地说：“捕鱼问题，连续bī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他指名道姓责骂起江青来，使会议室气氛更加紧张。
谢富治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也许是为了给江青辩护，朝谭震林摆摆手，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