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不吃这一套，手拍着座椅，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当时，如果有江青出面保谁，谁自然就有了一顶保护伞。谭震林却坚决不要。在场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对谭震林的态度表示“义愤”，叽叽咕咕，也没敢大声说。
谭震林越说越来气，他站起来，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gān吧，我不gān了!”
他跨出一步，又回过头来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边说边往外走。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就要出现有人愤然退席的局面。
人微言轻，会议召集人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他不能让谭震林这样离开会场。
周恩来站起身，很严厉地说：“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陈毅元帅也劝他：“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看着几位老战友，谭震林似乎明白了什么。陈老总说得有道理，是要留在里面斗争啊!他放下了皮包。
陈毅元帅借题发挥，讲了一段也相当厉害的话：
“这些家伙上台(指蒯大富之类)，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说到此处，他望了周恩来总理一眼。总理的脸色很严肃，紧抿的嘴角好像在说：陈老总，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陈毅的脾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谭震林有相似的地方，说起话来，一发而不可收。他又把“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扯到了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对整风运动中极“左”的做法不满。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
周恩来说：“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又转向康生，说：“康生同志也被整。”
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珠子一转，说：“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我不是挨整的。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
康生可谓旗帜鲜明，给陈毅一个“下不来台”。
陈毅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jiāo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余秋里站了起来，他说：“这样对待老gān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抢白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阵垒已经十分分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此时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李先念操着浓重的湖北腔，指责“中央文革”：“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bī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谭震林留在会上，他的气没有消，也不可能消，说话的口气依旧：“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拍着手里的皮包，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gān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
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gān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忙说：“我也没有看。”
他们所说的《红旗》13期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主要jīng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篇社论发表前，陈伯达、康生都看过。见到老同志们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篇社论，他们又都改口说没看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这类政客惯用的伎俩。
谭震林的思路，随着李先念的话题扯到了瞒着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他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是什么?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
问题越扯越多，话越说越长，当时在场的张chūn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只是低头记录。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
本来预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也只好作罢。……
从紧跟到低触再到抗争，谭震林经
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要公开反击。
谭老板因“二月逆流”而声名大震。
说起二月抗争，笔者访问过的几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说谭老板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是“这个”!
是的，听听怀仁堂里“就是砍头坐牢也要斗争到底!”的铿锵之声，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物。
然而，谭老板为什么会这样gān?他为什么敢这样gān?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思想脉络是怎样的?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解开这其中的谜，笔者曾经往返于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马路，寻找一个又一个的知情人士，终于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弄清了谭老板在此前后的言行及思想轨迹。
假如说，谭老板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谭老板本人也反对这种说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点燃的时候，谭老板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并不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权势会那么迅速地膨胀并祸国殃民。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合拍。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投身在这场“反修防修，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来。
对此，谭震林曾经说过，刚开始，我们不了解主席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图，还是他们自作主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时候，谭震林也曾决定向农业口所属院校派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