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忍rǔ负重谋大局第18节 陈云不惧非难
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jiāo《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jiāo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市场、找资金出路的有利时机，在三五年内集中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初步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这些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这些项目连同后来追加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8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设备，并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以及技术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毕，花了39.6亿美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
这样的引进规模是十分大胆的。确定这个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才区区48.4亿美元，其中进口才22亿美元。而这个方案初步定的进口规模就是前一年进口额的两倍!“四三方案”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思cháo的过程中，我国扩大对外经济jiāo流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经济部门试图打开封闭的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这项引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cháo的政治gān扰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违反自力更生方针”、“进口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yīn暗角落里飞来。
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jiāo会。每年chūn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jiāo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jiāo会也难逃极左思cháo的冲击。1972年秋季jiāo易会和1973年的chūn季jiāo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jiāo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jiāo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jiāo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jiāo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gān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rǔ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qiáng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qiáng行要求“大gān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gān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gān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恢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墨守陈规、徘徊前进还是加紧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