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早年教育是与众不同的.在"三纲五常"仍统罩着中国,"父为家君"仍是中国家庭的最高戒律时,梁济却有意去培养父子间亲切自然关系,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正式学校教育更显出少有的开明与进步.
在别家的孩子照例进私塾,囫囵吞枣于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等.课外读物则是通俗易懂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等,这对丰富他的知识,培养他dòng察社会的能力很有帮助.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学校所开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在班上,梁的学习虽不算太好,但却是一位肯独立思考、富有个性的学生.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比如他在作文时,就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做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有的老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课堂讲授远不能满足他那qiáng烈的求知欲.于是,他把大量jīng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他在中学时的课外读物是得天独厚的,这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他对于这些难得的资料反复阅读,寝馈其中达三四年.在这些资料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饱含激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有如一股清泉,滋润着梁漱溟的心田.他在后来一篇纪念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又如一股飓风震dàng着梁漱溟那敏感的心灵.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
其一生行事治学,皆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由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便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了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引起了他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尽管他后来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jīng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jīng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cháo.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远赴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但不到一年,他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其父遗稿.后又与十多位从山东追随而来的学生在什刹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学方式——朝会.
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jī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jīng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
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
"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乡村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因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实际上,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他的新孔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贯彻.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jīng神,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藉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jīng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