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梁氏进一步指出,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的中国人,为迎接中国文化重光于世,应该做到:"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而重点又在于第三条,这"中国原来的态度"就是孔子的人生态度,明白地说,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注]
这,便是梁氏为中国文化开出的救治良方!
梁氏的这一套以先验存在的"意欲"作为逻辑前提,并以一直觉体悟的认知方式将"意欲"的发用流行规范成三个方向.从而形成人生的三大路向及三种人生态度,继而相应地形成三大文化体系的致思理路,其逻辑的不周延和简单化是显而易见的.他试图以一简约的概念去涵盖那极为复杂而多样化的历史与文化,虽然能给人以宏观清晰的印象,但却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弊.但是,不管梁氏的文化理论是多么的简约与主观片面,其中理论上’的贡献却是无法否认的:他彻底打破了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一无论者的迷梦,并使国人眼界大开.而他从全新的理论视角对儒家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深刻意涵,又使当时的任何一派文化论者都大为逊色,这种融深邃睿智与qiáng烈主观情感于一体的文化理论,打破了当时"彻底否定"与"彻底保留"的双重迷障,从而将中西文化的论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cháo.
就梁氏一生为学而言,他并非为哲学而研究哲学.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文化哲学的真正目的乃在于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或更确切地说,保存儒家的伦理价值,并尝试着去开创真真正正的中国文化复兴之道.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
"他将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不安,投she到中国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对人类的普遍性关怀结合到特殊的中国处境的当下问题上."他和梁启超、张君劢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在实证论所隐含的决定论之外,共同致力于保存伦理道德,并且努力从传统的外观下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
梁漱溟和他之后的新儒家学者一样,其终极关切是探求"意义"(这里所谓探求意义乃指探求宇宙、人生的基本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探求过程中,他将自己置于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流中,并将自己同文化视为一体.因此,他在追问、探求自身的存在意义,同时也是追问、探求中国文化的意义.他探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也就是探求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的一生中,其终极关切的核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何在?她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她未来的前途又如何?就在这一价值(或意义)的追问、探求过程中,一个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一生之使命的"现代圣人"就应运而生了!
(杨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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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家 冯友兰
(1895—1990)
一、立心立命继绝学 贞下起元开太平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qiáng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huáng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chuī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cháo,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jiāo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chuī,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cháo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jiāo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