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gān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cháo》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jīng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jīng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