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传(仅缺一篇),《养性书》却不可得而见了.
八、崇儒尊孔
如前所说,世人颇以王充问孔,刺孟、讥讽俗儒,而怀疑王充的儒者身份.其实,就王充的整个思想特色和感情特征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儒者,只不过不是经师罢了.从王充《论衡》中,随处可见他崇儒尊孔的思想.
王充出身于孤门细族,苦学成才,对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孔子推崇有加.《本性篇》:"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认为孔子是道德最高尚的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中最优秀的.《辨崇德》又说:"孔子,圣人,知(智)府也."与孟子以来的儒家学派一样,王充也认为孔子是知识渊博,大智大慧的"智府".在《知实篇》中王充盛赞:"孔子见窍睹微,思虑dòng达,才智兼倍,qiáng力不倦,超逾伦等."说孔子见识非常,明察秋毫;深思熟虑,思维深邃;材智加倍于常人,努力不已,至老不倦,是人类的超才奇士!
王充的一生又是沉沦下僚,落拓不偶的一生,这也与孔子道大难容,周游列国却无所遇的遭遇相同.故每当王充遭人非议,受人讥讽时,常常引孔子以自况,借孔子以自遣.王充曾为人下僚,仕于小县,有人讥消他"仕不择地,浊操伤行",王充在《自纪篇》中回答说:"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孔子贱为季孙氏的乘田委吏,并无悒郁之色;又贵为鲁国的司空摄相,却无骄矜之气.
孔子说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王充也说:"忧德之不丰,不忧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耻位之不迁."与孔子志趣相同.有人讥笑王充"仕数黜斥",王充说:"才鸿莫过孔子.孔子不容,斥逐,伐树,接浙,见围,削迹,困饿陈蔡,门人有菜色."世之才高德盛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了.可是孔子被鲁国驱逐出来,在宋国有桓囗伐树相bī之祸,在齐国捞起煮饭的米仓惶出逃,还被围于匡,卫国人除其车辄以示痛绝,特别是被围于陈蔡之间,受尽饥饿之苦,弟子一个个面huáng肌瘦……这不也是鸿才遭黜么?更何况"吾材不逮(及)孔子,不偶(遇)之厄(困),未与之等"哩!可见"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王充、孔子,可谓圣贤相知,惺惺相惜呀.
与那班神化孔子,迷信孔子的腐儒迂士不同的是,王充推尊孔子,是从道德纯粹,智慧博大,情趣高尚等方面出发的.认为孔子是圣人,但不是神人.圣和神的区别在于:"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需学以圣."王充在《实知篇》否定汉儒鼓chuī所谓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滥言,认为圣人需学知、问知、思知,而无所谓"性(生)知"者."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因"圣人需学,知其非神."又在《知实篇》中列举16证说明"圣人不能先知"之理,还孔子以人的本来面目.圣人学而后知,那么圣人也可学习:"圣可学为","圣贤可学".将孔子从汉儒所供奉的古庙冷宫里,搬回到人间烟火中来,世人皆可仿照学习,修养成圣,此亦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也.
但是,王充"问孔"、"刺孟"也确有其事,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论定王充反孔非儒,而应看其所论何事,所非何因?他是从什么样的动机出发,又是怎样非议孔孟言行的.王充的《问孔篇》问难孔子凡17事,《刺孟篇》驳论孟子凡10事,并且常常针锋相对,论辩尖锐.但是他的出发点不是肆意低毁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阐明圣道.他在《问孔篇》开宗明义地说:"世之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jīng讲习,不知间难."王充反对对圣人一味盲从的学风,认为圣贤下笔著述,用意专jīng,尚有不完全对的地方,何况他们一仓促吐言,安能皆是"?
因此他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专就孔孟的"仓促"率尔之言进行辩驳.当然两篇之中也有辩所不当带者,也有对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对孔孟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所谓"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并无半点非议.由此可见王充之问孔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仅不会伤害孔孟之道,而且会使孔孟之道更为纯粹,更为明审.他说:"荀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道于理?"西洋哲人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王充也是既爱孔子,更爱圣道;既尊圣人,更重真理.因为圣人之所以可贵可敬,端在于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为追求真理而不惜问孔刺孟,又有什么过错呢?正如世人不能因医生为人类治病救难而斥其非人一样,我们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为受儒家经典教育出来,受汉世"独尊儒术"之风熏陶出来的王充,对儒学也是倾心服膺的,他对儒生也抱着赞赏和同情的态度.王充《论衡》一书几乎处处有批评俗儒误说的言论,但同时又时时可见他用儒学的标尺来衡事评物,《自纪篇》
介绍他的著书方法是"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圣道",即孔孟之道,即儒学原理;"通才",即通博之人,指诸子百家.圣道是王充论事定断(折衷)的准尺,诸子是王充阐明道理的佐证.主次清楚,重心明了.为了申说其重儒贵学的思想,王充专门写下了《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七篇文字,还在《非韩篇》中申说了相同的观点.王充贵儒主要从事业、道德、才能三个方面来说明的.首先,王充认为,儒者有高尚的事业追求:
儒生以五经为业,文吏以簿书为事.五经是讲大道,求真理的;簿书只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而上的道,具有原则、规律和真理的性质.文吏所事的簿书即形而下的器,只是具体的办事方法.以此见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业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不止一次地反复qiáng调:
五经以道为务,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谢短》)韩非轻仁义,重耕战,认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为"五台"之一.又将儒生比为鹿,有用之吏比为马,说世有千金之马,以其有用也;而无千金之鹿,以其无用也.遂认定儒生为无用.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韩非只知以鹿马喻,而不知以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为履,其高低贵贱不言自明.儒生讲求的道,在当时社会具体讲就是仁义,仁义是维系社会机制有秩序、有等级地运行的保证.故"仁义至重,不可弃也","儒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弃也.他说:
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而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yīn阳缨,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非韩》)
王充认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儒生讲求大道,阐明礼义,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他们以身作则,"重礼爱义,率无礼之士,激无义之人.民知礼义,爱其主上",这是保证统治者得以实现其统治的首要前题.如果没有儒生的这些工作,礼义废弛,纲常涣散,秩序混乱,农民缺乏耕地的安定环境,战士没有从征的物质条件,纵然有耕战之士也无所用其武艺了.正如齐景公所感慨的"若君不君,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