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chūn秋集传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说:"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这虽近义而意实蕴jian,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这部书为陆淳自撰.
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本.总之,从三书来看,《纂例》以啖说为多,《辨疑》以赵说为多,而《微旨》则较多地保留了陆淳的观点.事实上,三人的观点大同小异,无法分述.而啖、陆二人的观点更为接近.下面就将三人的学术思想合在一起论述.
二、论麟经别出胜义 疑三传释滞指迷
在《chūn秋集传纂例》第1卷中,陆淳以8篇文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啖、赵及本人对《chūn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观点的总结,也是他们著作的纲领.
首先,孔子修《chūn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过去《左传》学者认为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正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涉、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yín人惧焉".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chūn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chūn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chūn秋》之作,是为了"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亻寒,救亻寒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夏文化以"忠"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为其特色.到了chūn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chūn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chūn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chūn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chūn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qiáng调《chūn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
《chūn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唤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chūn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的"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qiáng调"权"、"宜",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旧瓶装新酒.这种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于《chūn秋》学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微旨》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这样,通过发挥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注].
对于啖助所论的《chūn秋》宗旨,赵匡略有异议.他认为"《chūn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jīng理也.jīng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因为《chūn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可知赵匡比啖助更qiáng调"褒贬"[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chūn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chūn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chūn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chūn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
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chūn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jiāo错,混然难证",即对《chūn经》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qiáng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chūn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
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