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chūn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chūn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chūn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chūn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she,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chūn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chūn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qiáng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chūn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注].
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chūn秋》
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chūn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chūn秋》也,此传《chūn秋》传也.非传《chūn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chūn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chūn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 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chūn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jīng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
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jīng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cháo.面对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jīng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这股怀疑思cháo,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chūn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jīng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jīng神去学习那些无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陆淳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jīng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cháo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注]啖助也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注].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chūn秋》学研究之中.如在《chūn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陆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又如在《chūn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团,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这类理解,是对儒家原始jīng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赵、陆等人解《chūn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仁政""民本"思想,还对chūn秋霸业进行否定.事实上,孔子、孟子对齐桓、晋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还是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chūn秋霸主进行抨击呢?原来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chūn秋诸侯,模仿chūn秋盟会形式叛唐称王[注].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chūn秋集传纂例》卷4《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chūn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候也.
他们qiáng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对盟会全盘加以否定,实际上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的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赵、陆的《chūn秋》学主张中,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注],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