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母亲的不理解，特别令人震惊和恐怖。如果说从阅读这篇小说的一开始，你就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那么，读到这里，你终于明白：真正令人恐怖的，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的被杀害，更在于即使牺牲了生命，其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体认，只成为闲人们饭后的谈资，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连自己流淌的鲜血也要被无知的民众利用!
然而却出现了红白花圈。——这或许是绝望中的一点希望吧。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却坦诚地说明这是“平空添上”的，这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自己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2〕这或许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尽管鲁迅“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吧。〔23〕
鲁迅关注的重心显然在母亲对她儿子坟上出现的红白花圈的反应：她惊异得几乎发狂;(作为对比，另一个母亲华大妈却因自己的儿子和别的坟，只开着零星的青白小花，而突然感到“不足和空虚”——那是另一个生命的无价值的死亡)终于发出了“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这是隐藏在本篇背后的故事的最后一笔：我们到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夏瑜，这显然是从“秋瑾”那里点化而来;我们也终于明白，这里讲的是一个先驱者的命运的故事。而按照他的母亲的理解，这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魂;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母亲的愿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这母亲的理解和愿望，都十分的感人。
小说的结束，也是故事的结束，是惊心动魄的——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他们(两个母亲)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我说过，这是“最鲁迅式”的文字。这里有着鲁迅式的“沉默”和“yīn冷”——鲁迅自己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yīn冷”，〔24〕又说：“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还鬼气。”〔25〕更有着鲁迅式的“绝望”——他是连母亲最后一个善良的愿望：儿子的“显灵”也要让它落空的。贯穿全篇的恐惧气氛由此而达到了顶端。前述坟场的花圈与这里的坟场的yīn冷，正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希望”与“绝望”的艺术的外化，二者互相jiāo织、补充、对错jiāo流，又互相撞击、消解，汇合成了鲁迅式的心灵的大颤动，也让我们每一个读者悚然而思。
的确，“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26〕这恐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普遍存在，鲁迅一再地记起耶稣被以色列人杀害的悲剧，在《野草》里的《复仇(其二)》里，就写到了耶稣被钉杀时心中充满了对愚昧的以色列人的“悲悯”和“咒诅”，〔27〕与夏瑜连声说“可怜”确有相通之处。鲁迅还一次次地写到中国现代史上一再出现的先驱者“枭首陈尸”，只“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的场面，〔28〕他还引用南京的民谣：“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以为这是“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29〕先驱者(夏瑜们)与群众的关系，本来是一个“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却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dòng、无聊又可笑。而且这样的“被看。看”的关系，还会演变为“被杀。杀”的关系：《药》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启蒙者(夏瑜)被启蒙对象(华老栓一家)活活吃掉的惨烈的事实。而他的反思、质疑则是双向的：既批判华老栓们、看客们的愚昧、麻木与残忍，又反省启蒙者夏瑜们自身的弱点。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因此，无论他对夏瑜悲剧命运的发现，还是他对启蒙主义者的反省，最终都是指向自身的：他的忧愤的格外深广，也正在于此。
以上我们通过《示众》、《孔乙己》、《药》等作品的细读，对“看客”现象，“看。被看”模式的两种类型做了详尽的分析，现在可以略做一点小结。鲁迅的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有一系列的概括与发挥。他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30〕这里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31〕对于所想与所说、所写，都“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32〕鲁迅说“玩玩笑笑，寻开心”这几个字“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33〕因此，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信”而“从”，只有“怕”与“利用”，最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写尽了中国的特点的，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34〕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说与作为都看做做戏。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jīng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正是这全民的狂欢，“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得以继续排下去，〔35〕“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36〕这些“看客”们之中。
注释
〔1〕参看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135—1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