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926年鲁迅大谈“做戏”，却是受到现实的刺激，具体地说，在1925至1926年年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及他们所支持的“当局”——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论战，使他又发现了一种“伪士”的新类型。下文所说的“国粹家”、“道德家”、“上等人”都是指鲁迅的这些新论敌。关于鲁迅与他们的论战，这里暂不做专门讨论，〔16〕只想jiāo代本文所涉及的一些背景：所谓“现代评论派”，是以《现代评论》杂志为中心的一批北京大学刚从英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他们自称“特殊知识阶级”(即所谓“上等人”)，下文所说的“维持公理”、“整顿学风”都是他们的主张——他们将从西方获得的宽容、公允等理念赋予绝对真理性的“公理”的价值，又以“公理”的代表自居，要在中国“维持公理”，并据此而“整顿学风”。而身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则于1925年主持教育部部务会议通过决议，规定自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下文所说的“保存国故”、“振兴道德”都是章士钊们所鼓chuī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他们论战时，并不针对他们的理念，而是着重考察他们的“言”(公开宣扬的)与“行”(实际实行的)是否一致。他发现，正是这些现代绅士开口闭口大谈“宽容”，却宣布要将持不同意见的教授“投畀豺虎”;〔17〕在女师大学cháo中，他们明明站在校长杨荫榆一边，“自在黑暗中，偏说不知道;替bào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18〕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在“公理、正义的美名”下“行私利己”的现代“伪士”;他愤然表示：“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19〕在《十四年的“读经”》里，他更是尖锐地揭露：“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依然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20〕现在，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把他的这些观察、体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思考。他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做戏”现象——
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这是一个演戏者与看戏者(看客)的合谋，为使瞒和骗的“戏”得以“做下去”，自然要将不做戏、并要揭穿做戏的真的人(知识分子)如鲁迅者，视为“扫兴”者、异己者而加以排斥，甚至放逐。——这也是从来如此，如今尤甚的。
那么，这些鲁迅说的“耍把戏”的“上等人”，他们的“做戏”是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本质呢?
鲁迅先引出一个“虚无党”的概念，并且说明，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虚无主义者”、“虚无思想者”。鲁迅指出，这些人公开声明自己“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但是他们却是有信仰的：“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因而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而中国的这些“上等人”，他们标榜“大义”，仿佛要维护什么“权威”，但鲁迅提出一个尖锐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
结论自然是清楚的：“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式的演戏就是必然的。
既无真的信仰，又无特操(道德坚守)，是打着西方新旗号的“伪士”，鲁迅命名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
四
旗号是随着“形势”而变的：在1928年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鲁迅又发现了“革命”旗号下的“瞒和骗”。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的论战，有两个焦点。
其一是敢不敢正视现实的黑暗?特别是有没有勇气面对群众依然处于不觉悟状态的现实?鲁迅写过一篇《太平歌诀》，揭露“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但“现实的现代”却是逃避、遗弃不了的，“你不过闭了眼睛”，眼睛一闭，就“最后的胜利”了。〔21〕——依然是自欺欺人。
其二是敢不敢正视自身思想的黑暗?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22〕鲁迅因此而对那些自称已经“获得大众”的革命文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23〕——鲁迅又在自命的“革命家”这里发现了“演戏”。
于是，不能不追问：这是怎样的“革命者”?鲁迅因此而提醒人们注意：在追求革命的队伍中，确有真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还有一些“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鲁迅也给他们一个命名，叫做“急进”的“非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24〕——所谓“急进”，不过是表演的姿态，其实是“非革命”的，因为他们既“没有理想”，又“毫无定见”，也就是从根底上缺乏信仰，所有的演戏都是为了掩盖自己骨子里的“个人主义”：到“革命”中来寻求私利，即鲁迅所说，视“造反”为“最有大利的买卖”。〔25〕这就是说，我们又遇到了“伪士”，不过这回是“革命的伪士”。
有真假革命者，还有“真假堂吉诃德”。西班牙的堂吉诃德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但在中国，人们一面“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一面却“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26〕因此，鲁迅在1930年代的中国发现许多人在做“爱国表演”时，就知道他遇到假堂吉诃德了。这从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不同遭遇就可以看出：“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原因就在前者是认真的，后者不过“做戏”而已。这其实是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的，鲁迅说：“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27〕一切认真，追求彻底;而在中国，是从不会认真去实行，更不会追求彻底，一切不过是说说而已，玩玩而已。这就重新回到了《马上支日记》里所说的命题：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有了也难以生存。而最容易生产与生存的是花样翻新的假“堂吉诃德”——那也是一种“伪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