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构成了全文(包括《灯下漫笔》之一)的一个高峰，可以说鲁迅整个的论述都是奔向这一思想与情感的顶点。而这一论断引起的反响也是空前的激烈：或被震动、唤醒，或被刺痛、激怒，或感到茫然不可理解。赞之者以为深刻，入木三分;批评者认为过于偏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样的论断面前，人们无法无动于衷。
而鲁迅自己，却态度鲜明：“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鲁迅并进一步分析了赞颂的原因：外国人中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另一则是到中国来“看辫子”，以满足其好奇心——这其实都是一种殖民心态，鲁迅以“可憎恶”三字斥之。而更让鲁迅痛心的是，这“人肉的筵宴”“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在鲁迅看来，这里的症结，仍在前述“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等级制度，“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这后果自然是严重的：“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里，鲁迅特别qiáng调了人肉的筵宴的“现在”式的存在;而鲁迅尤感愤怒的，是“弱者”，特别是“女人和小儿”的“悲惨的”呼号的被“遮掩”：这是最鲜明地表明了鲁迅的“弱者本位”的思想以及他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血肉联系的。
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最后的召唤是特别有力的——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dàng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与前文“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呼唤，遥遥呼应;将昭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青年，前仆后继地去为完成这样的“使命”而奋斗不止。
三
对于鲁迅，将中国文明概括为“人肉的筵宴”，自非一时的愤激之言;如他在《灯下漫笔》里所示，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漫笔》之一)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漫笔》之二)所得出的结论。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里的惊人发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6〕
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动因时，说得更为明确：“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也甚大，而知者尚廖廖也。”〔7〕所谓“食人”(“吃人”)是有双重含义的。首先是实指：《狂人日记》里所说的“易子而食”在《左传》里即有记载，徐锡林(麟)心肝被炒吃更是人所共知的近代史的事实，小说中“大哥”所说的“割股疗亲”也是《宋史》里早有此说的。近年这类食人现象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曾出版过《中国古代的食人》、《中外食人史话》这类专著。据学者的研究，中国的食人的特点一是数量大，二是常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下食人，所谓“割骨疗亲”就是打着儒家的“孝道”的旗号，《宋史》上说的就是“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而且这样的残酷的食人已进入了中国的文学描写，被审美化了，像《三国演义》里就公然歌颂刘安以“杀妻献肉”的行为实现他的“忠孝两全”的“理想”。在鲁迅看来，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嗜杀性”，以及对人的生命的忽略的。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一讲即有涉及，就不再多论。〔8〕“食人”这一命题当然更具有象征性，与《灯下漫笔》之一中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意思是相近的。也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节所解释，其主要含义是指对人的个体jīng神自由的扼杀，对人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剥夺，即对人的jīng神、肉体的奴役与杀害。这些问题也已有多次讨论，不再详述。
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鲁迅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肉的筵席”的“现在”式存在，他最敏感的始终是“人肉的筵席”在现代中国的不断“再生产”。
就在写《灯下漫笔》(1925年4月29日作)之后，不到一个月，鲁迅又写了一篇《“碰壁”之后》(1925年5月21日作)。谈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饭店里开会，与支持她的教授一起密谋利用权势将学生自治会成员开除，鲁迅突然产生这样的幻觉——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9〕
这当然不能视为鲁迅的过度敏感及夸张的想象，对于鲁迅，这是一个让他震惊与痛苦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校长、教授与学生的关系中，他发现了新的等级制度的产生，发现了“谋害”：人肉的筵席已经排到了最高学府!而且他必须追问，身为教员的自己，在这样的新的吃人的教育结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负什么责任?——我们也因此联想起当年在《狂人日记》里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自责：“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因此，当鲁迅经历了“三一八”惨案与“四一五”大屠杀，“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自己“只有杂感而已”，〔10〕就不能不引起更深刻的反省。面对着“血的游戏”，而且“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鲁迅终于发现——
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他解释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1〕
这同样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其所引起的知识分子的震撼不亚于“人肉的筵席”的发现，它使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自身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而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正是首先从梦中醒来却又找不到路，而且是醒得越彻底越找不到路，如鲁迅在同一篇演讲中所说，我只知道要不断地往前走，要不断地“战斗”，但怎么走，走向哪里，如何战斗，则是“不知道”的。〔1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必然处于永远的困惑状态中，因此才会有永远的探索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求自己担负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这样，也就必然将自身的矛盾转移到被启蒙的对象，主要是年轻一代身上，而一旦年轻人“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chūn”遭到屠戮，就会引起几乎是原罪式的自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自身的困惑无力之间的几乎不可解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