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青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1945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的犯人的骨殖，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死亡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死亡营里有自己的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院子里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礼拜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做死亡屋。在1944年9月，这房子被晚上的空袭炸毁，当时，里面有三百个人正在小牢房里等待他们的绞刑。在空袭的夜里，也是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到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重新开始。那天工作得晚了，他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头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劈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六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yīn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人民法庭的死亡判决书。对反对希特勒的人，无论用任何的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贵族军官们，统统由柏林的人民法庭经过三个法官的审理，签发了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然后将死刑的过程写成文件，上报给人民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的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的，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然后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人民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6月9日，柏林chūn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也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普劳森湖监狱的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的死亡判决书和监狱的文件静静地陈列在墙上的玻璃架子上，用1940年的老式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导致了这里2500个犯人的被处决。连照亮它们的灯都是静静的，没有通常灯发出的轻微的电流声。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里，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里安静地、有秩序地完成了，绞死86个参加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安静地完成了。绞死刚满十八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是安静地完成了。马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着名的语录：“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又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的声音。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我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菜登修女的遗物清单被陈列在墙上，她留下了24.39帝国马克的零用钱，35.70帝国马克的劳动津贴。还有信夹一只，手袋一只，发刷两把，手帕九条，手套一副，发夹一只，大衣两件，袜子四双，护领一根，衬衣一件，茄克两件，裙子两条，衬裙三条，睡衣两件，裤子四条，rǔ罩一只，梳子一把，羊毛衫两件，毛巾两条，男式衬衣一件，紧身胸衣一件，两套礼服几件衣服，这些都一个不少地留在清单里，她临刑时指定了一个叫列保尔德的女士继承她的遗物。她可以凭这张清单从监狱里拿到这些东西。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300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送到家的邮资2.70帝国马克，给检察官付的费用81.60帝国马克，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1.5帝国马克，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1.5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158.18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0.12帝国马克。一个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766.80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