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队长很奇怪，追问之下他才吐露说，吴哲失踪了。
吴哲和我们失去联络整整一个月，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队长分析很有可能是身份暴露被76号抓去审问，然后的结果不言自明，能从那里面出来的人，只有躺着的，没有立着的。
从此后，我们又少了一个同盟者，多了一份仇恨和责任。
吴哲失踪之前最后传递出来的一个消息说，日军已经全面露出颓势，正在做困兽之斗，我们的胜利大概指日可待。
日军投降前夕，我的日子最艰难。由于风声走漏，使得所有在沦陷期间的亲日派们惶惶不可终日，日夜盘算着该逃去何方或者如何洗白自己。
顾太太无奈的离开了上海，我的靠山便倒塌了一半，剩下的那些与我熟识的太太小姐们也都无暇他顾，保命尚且艰难，谁还会有心思找小白脸亲热？
正直的人们干脆朝我啐吐沫，没有将我捆绑起来法办已算开恩。我几乎失业在家，完全没有迎接胜利曙光的兴奋和快乐。
队长找到我，要我配合他去刺杀一名日军高级情报官员。八年的血雨腥风，使他的左膀右臂一一损失殆尽，现在也只有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特工，还能勉强帮上点忙。
上一次见队长时他憔悴得要命，大概是旧伤发作的疼痛闹的，我甚至怀疑他快要不行了。可是再见到他，他又敏捷利落得像个二十出头小伙子了，老天保佑这不是因为吞了一大把止痛药的缘故。
由于饭店看守严密，我们决定破釜沉舟。我跟那家饭店的领班软磨硬泡了半个钟头，他才放我进去找某位昔日的恩客。
我轻而易举的找到了日本情报官的房间，然后打开走廊角落的通风窗，让队长爬进来。
按照事先商定好的计划，我去隔壁房间安放炸药，队长则躲在对面房间内，只等爆炸声将那人吸引出来便一枪击毙。
日军岗哨并不如他们刚刚占领上海时那么严密了，几分钟才巡逻一次，因此我们的时间很宽裕。
然而我在隔壁发现了墙上的一只偷窥孔，从孔里能够看见，日军情报官正在和一个中国人交谈，他们说中文，而我的听力又十分敏锐。
炸药爆炸后，队长一如预料中的那样击毙了可恨的鬼子，但他也和我一样，看到了鬼子身边那名中国人。
所有的子弹都朝着他攒s_h_è 过来，我帮他解决掉死角中的两名日军哨兵，便猛扑窗口。
脱身并没有浪费很大力气，我们身上也只是被高速擦过的子弹伤到毛皮。然而我们的脑子里却像是驾云驾雾，最具有威胁力的并不是随时可以致命的枪弹，而是我们看到的那张脸。
脱险后队长说，那个中国人是我们政府的高官，结合我听到的谈话内容，一起分析来看，我们的政府似乎是在和日军情报官做交易，以减轻他的罪责为代价，换取他手上掌握的共产党资料。
我和队长坐在古玩店地下室的昏暗灯光下，望着对方身上流血的伤口默默无语。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说出去，然而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当它从没发生过。
刺杀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正式广播的那天，上海成为人的海洋，几乎所有市民都从家里走出来，在主干道上游行欢庆。彩旗彩带和鲜花狂飞乱舞，锣鼓声和欢呼声惊飞了建筑物和树枝上的所有飞鸟，令它们许久不敢落脚。
我和队长站在街边，茫然的看着喜气洋洋的人们走过去。彩纸碎屑落在我们头上身上，还有人不断递给我们小旗子和标语，身边的人也都纷纷加入队伍的行列。
垂头丧气的日军和日本侨民们经过时遭到人群的围打，唾沫巴掌算是好的，有些人把手里攥着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朝他们砸过去，有个日本兵被打得头破血流。
国人的胜利是辉煌灿烂的，我和队长的胜利是暗淡无光的。
队长仍旧逆着人潮而去，他走到蔡公馆的废墟边，蹲下来。现在他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没有人能阻止他去寻找高城的遗骸。
可是他在那里很久，也没有找到一点高城留下的遗迹。经过几年的风雨变迁，这块地方虽然没有再重建，但也面目全非。队长忙碌了半天，也只翻动了小小的一角。
他直起腰喘气，我想上去帮忙，可立刻看见个一身黑衣的中年女人向他走过去。
那是几年没见的李太太，她老了很多，听说她的丈夫在汉口被抗日组织刺杀身亡，后来她就深居简出，俭朴度日。
队长看见她一点也不意外，或者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早晚都会碰到。李太太没说话，狠狠的扇了他一个耳光就走掉了。队长被打得趔趄一下，我还以为他会摔倒，然而他只是晃了晃，又蹲下用眼睛搜索。
最终队长还是一无所获，其实他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早在小楼爆炸的那一刻，就不能再指望找回高城的什么痕迹，那里一起被炸死的应该还有原田少佐和十几名日军宪兵，即便能够收敛到一些遗体碎片，也是无法分辨开来的。于是我对他说，就当是高城从人间消失了，他或许在什么地方，然而决不是死了。
几天后，我和队长以及上海站剩下的特工们得到了上面的嘉奖。队长被提升为上校，听人说大概过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登上副站长甚至站长的位子。我领到一身佩戴着上尉军衔的军装，穿着它拍了张照片，然后便脱下来，从此以后几乎没有再穿过。
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所有人想的都是先喘一口气，好好享受一段时间。我们用不着再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可以大摇大摆走在街上了。昔日的老鼠今天又变回了猫，我们的任务中心开始转向捕杀共产党。
队长在庆功宴之后便一头钻进给他新开辟的办公室，开始撰写为高城平反的证明材料。白天他要安排人对共产党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和调查，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当年熟悉高城的人不是失踪就是死亡，也没有更多更好的证据，于是这份材料写了长达半年之久，我经常在凌晨时分看到队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或者在路过蔡公馆废墟时，看到他站在那里发呆。
后来高城的父亲曾经来上海和队长见过面，他现在濒临下野，党内一些和他有仇的人开始借用高城投降日军的事情对他进行攻击。队长的平反材料递上去很久都没有回音，与这不无关系。高部长要走了一份材料的副本，说是要回去仔细看看，儿子当年在上海是如何奋战的。
抗战胜利两年后，高城的烈士之名才得以恢复。已经改名为保密局的上海站为高城在龙华立了一座衣冠冢，里面埋着的就是他当年留给队长的那张纸条。高家人在每年清明节也来吊唁过几次，高部长再要求跟队长见面，被他拒绝了，他说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请不要怪罪当年把高城拉下水，也不必感激自己为高城所做的这些。
队长在接受副站长任命前两个星期突然病倒，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别人都说他病得真不是时候，就这样眼看着唾手可得的肥差变成小鸟。可我觉得，队长或许正是在用这么一种办法来回避必须面临的任务——副站长是肥差也是难差，上任之后便要面临着全面围剿共产党特工的局面。
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队长果然说，他再没有心思像抗战八年一样去拼尽热血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或许他并不十分了解，但就接触过的共产党来看，根本不值得我们费尽心思去剿灭。我们的党和政府似乎更应该把眼睛睁开，看一看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接收大员们，这些无耻蠹虫相较于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来说，更加该死。
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党派间的对立和政府民众间的矛盾所取代，大街上又出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棚户区的臭气熏天和夜总会的歌舞升平几乎和上海沦陷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受穷的依然受穷，享福的仍旧享福。
我终于结束了独自为战的特工生涯，到情报处上班，虽然表面上我仍旧混迹于舞厅和夜总会，但却再也不必为了搞到什么东西而向太太小姐们投怀送抱。
队长出院后被调入军校，负责培训特工学员，我曾经被他拉过去几次，当成教学工具示范演练如何化妆跟踪和反跟踪，那些二十出头的姑娘小伙子们显然是将这一行业当成冒险游戏了，一下课就嘻嘻哈哈的议论起我和队长究竟谁才是当年十里洋场的男花魁。
关于这个传说队长早就见怪不怪，对于这种无聊的话题我们俩一笑置之。学员们中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队长的传说，比如女学员们最感兴趣的是队长为何年近不惑却仍旧孑然一身，在大家纷纷甘享胜利果实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将老家的糟糠之妻或者沦陷期间认识的红颜知己接到身边名正言顺一下吗？为此，队长给保密局局长的说法是，抗战期间执行任务受伤，导致后来肾出了毛病，所以不宜成家，不想为了摆谱而祸害无辜的女人。
有次我去看队长时跟他说，你们特训班里有个女孩子暗恋你呢，他说知道，所以最近都没怎么亲自上过课了，如果再发展下去，他会把这个女学员开除。我真有些羡慕队长这种在旁人看来被打入冷宫的日子，由于身处情报处我不得不按照命令去调查和搜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资料，我感觉到这将是我和许三多前所未有的劫难，可是我不可能像队长一样隐退，我还年轻，并且情报处处长已经知道了我和许三多的关系，他把赌注押在了我的身上。
队长有些歉意的跟我说，如果当初不将我拉入抗日的阵营，也许我现在还和许三多过着平平安安的小日子。
这种后悔的口气有些似曾相识，可能同样的话队长曾经跟高城的父亲说过，他总是习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即便嘴上说了军校的工作只是个养老营生，可是照样看他写训练计划写到天亮。
我总觉得队长是在实施一种自杀，医生说过他身上那些旧伤本就不应该再这样劳累，而他这样不顾一切的熬夜和工作无异于雪上加霜。
果然，没过多久，暗恋队长的那个女学员在路上截住我，告诉我说她前一天晚上想要偷偷去给队长送吃的，摸进房间却发现队长在家，然而她没有受到任何自卫x_ing质的攻击，队长正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浑身冒冷汗，疼得快要晕厥。她想去叫医生，却被队长阻止，告诉她是老毛病，早年的旧伤复发了，找医生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