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曾国藩奉命在坤宁宫参加朝廷举办的宴会。盛大的宴会上，曾国藩再一次见到了慈禧太后，这是曾国藩第六次见到慈禧，也是最后一次。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是身体佝偻、鬓毛尽衰，看得出来，一个人如此这般，怕是很难活到高寿了。当曾国藩蹒跚着向慈禧走来并行大礼时，慈禧连忙开口说平身，然后很亲切地询问曾国藩启程的日期，又一次嘱咐他到了南方后要好好练兵，尤其是水师，一定要好好训练。慈禧的声音婉转悦耳，态度和蔼可亲。曾国藩知道慈禧终于相信自己的忠诚了，不，不是相信忠诚，而是已确信这个人没有威胁了。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老臣，即使是想作怪，也没有体力和jīng力了。一条没有毒牙的蛇，当然是咬不了人的。
1870年11月7日，曾国藩悻悻地离开了京城，南下金陵。两年的时间，从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只疲惫的候鸟一样，辛勤地，从起点出发，复又飞回到起点。可以说，天津教案让一个神话般的曾国藩倒下了。来北方之前，曾国藩是一个功勋卓越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受人尊敬的曾国藩；而现在，只剩下一个老而无用的曾国藩，一个视若犹怜的曾国藩。一个qiáng大的专制统治是不需要其他榜样的，除了绝对的王权之外。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慈禧有意无意摧毁了紧跟在自己亮光后面的一道影子，也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从京城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走走停停，北方的冬天，平原上到处都是凛冽的风，gān硬而粗鲁，曾国藩觉得赶路都变得艰难而无力了。11月16日，曾国藩赶到山东平原县境内，不知是当地县令不知道消息，还是有意怠慢他，到了必经地的腰站镇之后，竟没有人出面来接待。曾国藩见此场景，只好叹口气，自己安排住下，然后又买了食物。到了东阿县境内之后，曾国藩接到了李鸿章的信函，一个噩耗传来，他的长女纪静在湘潭婆家亡故。曾国藩不由老泪纵横。纪静还不到三十岁，六岁那年，由曾国藩做主，与湘潭人氏袁漱六的儿子袁榆生定亲。袁漱六当时跟曾国藩都在京城做官，彼此算是好友。1861年纪静完婚时，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袁漱六已于两年前去世。纪静成婚之时，曾国藩只给了女儿奁资两百两白银。家人主张稍增纪静奁资，曾国藩坚决不允。纪静对于父亲的举动也很理解。过门之后，纪静严守妇道，克勤克俭，但丈夫袁榆生却放làng形骸，不务正业，甚至在娶纪静之前，先迎了一个小妾。与纪静成婚之后，曾国藩给袁榆生找了一个当差的事做，但袁榆生仗着曾国藩的关系，胡作非为，封民房，夺娼jì，带人打保甲局，俨然当地一害。有人向曾国藩告发，袁榆生惊慌失措，吞食鸦片自杀未遂。曾国藩一气之下，与袁榆生断绝了关系，但还是将女儿送到湘潭袁宅，毕竟，女儿还是别人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纪静的悒郁愁苦了，也难怪她如此短命。曾国藩不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不料儿女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
几天之后，曾国藩在济宁与从保定南下的家眷会合。亲人相见，谈起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以及女儿纪静的死，自是一派唏嘘哀叹。然后，曾国藩一行登上了运河上的船只，乘船南下金陵。冬天的北方一片肃杀，船沿着运河的水面无声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桨击水的哗哗声更显旅行的乏味。整个路途中，一家人都缄默无语，各人都想着各人的心思。有时候，曾国藩从船舱里用一只尚好的眼睛看两岸的风景，迷离之中，更觉得这个世界的恍惚无常。这条像掌纹一样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变得陌生起来，陌生得就不像这个世界的河流一样。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航线，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么地方？终点，还是这个世界吗？此时，在曾国藩的内心当中，唯一像脆弱的灯芯一样维系光亮的，只剩顽qiáng的道德了。在曾国藩看来，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实现自己的完满，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础上，靠道德的完满来获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问题。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觉得世界的荒谬，也就越觉得道德的真切。也许，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让他唯一真正顺从的，只有道德了。虽然在自己的深层次里，曾国藩也有过对于道德的抗命，诅咒它们是束缚心灵的锁链，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又为这种锁链感到自豪。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是有那种巨大吸附力的。这种吸附力，如集体无意识一样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们恪守的准则，也成为人们内心的渴望。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下，只有道德像粮食一样，仍旧实实在在。
后来，曾国藩听说了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只不过，因为俄国人只索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jīng明的李鸿章便乘机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变动。但就是这种改动，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国藩显得更难堪。曾国藩想想就觉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个“朝三暮四”的成语典故：一个耍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渐渐地，觉得粮食不够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后你们的口粮要作调整了，早晨四个桃子，晚上三个桃子。猴子们大怒，纷纷把手边的石头捡起来砸向耍猴人，然后，又以绝食相对抗。耍猴人灵机一动，便很诚恳地对猴子们说，你们的意见我接受，现在，我们把早晨的桃子改为三个，晚上改为四个，你们看怎么样？猴子欢声雷动，一次尖锐的矛盾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曾国藩不由苦笑：如果说那些民众们就是猴子的话，那么，自己又算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耍猴人，同时，又是猴子。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简单吧，自欺，欺人，然后被人欺。这些，既是心甘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后的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对于这一次失败的经历，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在奏折中，曾国藩流露出明显的酸楚，也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慈禧读着曾国藩的折子，心里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个人，如此自nüè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种病态呢，还是一种美德？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毁权威，还是有意无意地“借刀杀人”？这一点，连慈禧也拿不准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里敌得过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丝怜悯了。多年以后的夏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受命出任驻英、法大使，临行之前，两宫皇太后召见了他，慈禧把曾纪泽叫到面前，跟他谈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们的一番谈话，可以说是bào露了各自的思想：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慢慢地图自qiáng，才能自济，决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qiáng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是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