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收到一份电传后才命秘书取出合同文本的。那是一份很普通的电传，文字极短，通告全权代表何日到达而已。他看那合同文本时心理很特殊，似乎有几分不情愿，有几分被迫，似乎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相关，又似乎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这个厂有深厚的感情，却对自己的去留持无所谓的态度。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学费全由岳父母包管了。岳父母都是离休的师级gān部，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儿子的大学和岳父母安度晚年的gān休所在同一城市，使他们夫妻俩简直半点儿都不必为儿子操什么心。至于他自己，他的几名当“总裁”当“董事长”的大学同窗，已向他发来了又郑重又诚挚的邀请信，希望他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当位副经理什么的，许下的月薪也是很可观很令他满意的。何况，他这位厂长，并非上级红头文件正式委任的。厂都将不厂了，还委任的什么厂长呢？说得体面点儿，是“代理”厂长。说得不敬，其实不过是短期的“维持会长”。在这个厂还没被接收前，总得有个人临时维持着不是？不能叫人家来接收一盘散沙无首人群吧？
但他看过那份合同后，震惊极了。呆坐了半天，接连吸了三支烟，仍缓不过神儿来。一半还多的工人明摆着将要面临失业呀！他妈的怎么能这么卖厂！这不是卖厂，已经意味着是出卖一千几百名工人弟兄的最根本利益了呀！他妈的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升官呢？走时还受到许多工人们自发的欢送，工人们还依依不舍千恩万谢。
他恨得七窍生烟。如果对方正在他面前，他定会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扇过去。
他又将那合同文本锁进了保险柜，没敢将他看到的内容向任何人透露。如果合同的两个百分数被工人们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愤怒起来的工人们，也许会变成三千头愤怒的狮子吧？
从那一天起，他没再睡过一个踏实觉。
从那一天起，他觉得他肩上担起了一份责任。他想他章华勋，要为工人弟兄们的根本利益义正词严地向港商的全权代表提出修改合同的建议。不错，使合同生效的是法，但在这个国家里，与法同在的，总该还有点儿良心吧？三千多几代工人并不情愿是包袱呀！他们平均拿一百七十多元的月薪，每月gān的可绝不是只值一百七十多元的活呀！说他们是包袱，太昧良心了吧？就算他们是沉重的不知该往哪儿甩的包袱，那么又是谁将他们变成了包袱的呢？往小了说还不是这个厂吗？往大了说还不是这个国家吗？还不是这个国家将他们牢牢地死死地几十年如一日一代代按住在这个厂里的吗？历史事实是，谁如果进了这个厂穿上了这个厂的工作服，那就等于是在无期限的生死契约上按了手印画了押，若想活着离开这个厂，几乎是痴心妄想。都说当年的知青返城难，成了这个厂的工人再想离开这个厂，绝不比当年的知青想返城容易。他章华勋当年就曾因企图调离这个厂，不但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帮助，还险险乎被开除党籍……
这种时候，是一个人最需要与别人商议的时候，也是需要党委作出理性的“集体决定”的时候，但章华勋却不知该去与谁商议。老书记已经离休，回原籍去了。一位副书记在那份合同以后调走了。另一位副书记便是他自己。还有三四位党委成员，章华勋认为他们的嘴巴又都不够严谨。与他们商议的结果，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真情泄漏，全厂义愤填膺，闹静坐请愿，闹示威游行，闹集体上访，最终将合同闹成废纸一张拉倒。或者他们藉口合同已签，厂已实际上易主，党委已没有存在的意义，不肯和他一起作出什么决定。因为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不管作出的是怎样的决定，谁一旦参与了意见，谁就将对那决定负担起一切责任。请愿、上访的责任，谁肯与他分担呢？将合同闹成废纸一张的责任，谁肯与他分担呢？这种时候，谁还有那么许多责任感呢？
最初的震惊与愤慨平息下去以后，章华勋甚至也不再生他的前任厂长的气了。两亿多贷款，港商全部替还。拖欠工人的工资，港商全部替发。将被解雇的工人，由港商给予补贴，将一个生产步枪的厂，改造成一个服装厂，港商非再投入数亿而难达目的。一千多人的服装厂，已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厂了，非要求人家将三千多工人全部安排了，人家做不到呀。转产要对工人进行集体培训，人家愿多保留年轻的工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前任厂长能签定这么一份合同，其谈判过程，可想而知该是多么的艰难啊！其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啊！起码是功大于过的啊！而港商的条件一点也不算苛刻么。人家能做到的，人家都做到了啊！与其三千多人捆绑在一起沦于有厂无薪的困境，莫如先给一千多人找条出路，也不失为上策啊！
章华勋真后悔不该在这么特殊的时期当上了什么代理厂长。他觉得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简直是在对他进行刻毒的嘲弄，说是耍弄也不过分……
港商的全权代表一见到他，便客气地对他说：“章先生，我方诚意聘请您出任新厂的副总经理，不知您愿不愿今后与我们同舟共济？”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全权代表年轻得很，才三十一二岁，风度翩翩，踌躇满志，对他所表现出的客气，是那种很矜持的客气，矜持中有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儿。
尽管，对方居高临下的心态，是以相当客气甚至不失敬意的语调“包装”了的，比对方年长近二十岁的章华勋，还是感到自尊心被什么尖锐又细长的东西深深刺了一下。
他怔了几秒钟，一笑，不置可否地说：“我非常感谢贵方对我本人的信赖。我想提醒对方，难道就不需要对我进行一番起码的了解和考察了么？……”
对方也一笑，说早了解过了，也考察过了，对他在工人中的群众基础和威信，对他管理方面的能力，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还如背个人简历似的，道出他在哪一年毕业于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哪一年开始当车间主任，哪几年成功过哪几项技术改革，哪几年当过一时期的厂长助理……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现在就可以由我向您颁发委任证书。”——对方打开拷克箱，取出大红证书，郑重地双手向他呈送。
刚握过手没几分钟，就当面颁发委任证书，对方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他内心暗暗钦佩。
但他并没伸出手去接证书。
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我是有二十余年党龄的党员……”
对方又一笑：“这没什么。章先生太多虑了。我们对信仰不gān涉的。只要不影响将来的企业管理和发展，我们绝不要求任何是党员的人退党。”
他仍犹豫着不接证书。一想到将有半数以上工人失业，他内心里矛盾极了。仿佛接了证书，就等于从道义上背叛了那半数以上的工人似的。
“章先生有什么，尽管讲出来。只要不过分，我们都可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