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严复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欧美诸国的游历。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诉讼事赴伦敦，途中游历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与留学英伦相隔近30年，严复重蹈魂牵梦萦的“伊甸园”，他既为欧洲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震慑，愈发自惭中国文明层次的低下;又因目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彼伏此起的工cháo、列qiáng的勾心斗角，而对西方资本主义以民主政治和科技进步谋求社会幸福的道路，产生了某种幻灭感。他发现：英国立法、行政两权其实并未分立，“议院自其形式言，不过聚一哄之民，以辩议一国之政法。虽然，学者欲明此一哄之民之功分权界，与夫于一国所生之效果，理想繁重，难以猝明。”[25]列qiáng“名曰为启文明，而实则自固其圉，抑为通商殖民地耳。”[26]西方各国的科技飞速发展，而道德伦理、社会风俗、文明教育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进化。结果，“惟器之jīng，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诸如报章、邮政、电报大利于造谣行诈;火器、催眠术之类，无一不为“凶人之利器”。[27]1906年初，严复发表长篇演讲《政治讲义》，qiáng调“德行”。他说：“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28]德行和政治，本是儒者专长，今日谈政治，“更何必舍其家jī，而更求野鹜乎!”[29]“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特别是在民智未开的时候，qiáng权独裁是必不可少的。对革命的态度也较以前要戒惧得多。他说：“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怅怅无归，或以灭绝”。[30]
对西方社会愈了解，批判的言词愈激烈;对中国社会的保守性认识愈深刻，立论的措词愈稳健。受到西方社会现实的刺激，严复在价值观念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作了一定的肯定和认同，并呈现出类似于西方新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倾向，即对道德规范作用的qiáng调。他提出，天理人伦是社会的根本。中国今日，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道，“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今日与其画虎类犬，“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事群必不可以不忠。……而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而男女匹合之别，必不可以不严。”[31]从对传统伦理观的批判到对孔孟“礼教”的认同，从要求伦理进化与历史进步统一到倡扬传统道德，严复思想另一面的透现，不能简单归结为向传统的复归，而是更深层的回复。故此，严复晚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时也较原来偏执的态度有了相对全面而成熟的认识。
严复思想的上述变化，已使他与那些与时俱进的激进民主革命人士产生了隔阂，也使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不感兴趣。他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迅速，要在当可。”[32]对革命持比较消极的态度。“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夫时未至而变之，固危;时已至而不知变，又未始不危也。”[33]认定清廷的“新政”和立宪均无济于事，不能挽救其覆灭的结局。既然是如此的心态，严复当时确实是一无可为。1907年以后，严复虽然还敷衍清廷，挂一些虚衔，做一些装点门面的事，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几乎从论坛上消失。这种选择反映了当时他那心灰意冷的孤寂心境。1910年，严复在给朋友汪康年的一封信中不无悲叹地说：
“复从昔年以反对抵制美货之议，大为群矢之的，自兹厥后，知悠悠者不可以口舌事，无所发言，为日盖久。不幸去秋又为资政院议员，以三四事被政府党之目，汹汹者殆欲得而甘心焉。一哄之谈，其不容立异同，为言论自由如此;此邦之人尚可与为正论笃言也那?今岁秋间，必书辞职，盖年老气衰，不能复入是非之场。[34]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十余年间反清革命的洪流推向高cháo，也在严复已趋平静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涛。对于这场社会巨变，他从满怀希望，继而犹豫失望，再而厌倦否定，终而选择支持建立一个带有新权威主义意味的政府。这一心态的变化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外在环境的bī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武昌起义后，严复dòng悉清廷颓势和“民心大抵归革军”的事实，对建立民国曾一度怀抱希冀，“灯影回疏棂，见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35]就形象地表达了他自己这时期期望与焦虑的心境。1911年12月，根据其日记的记载，严复在袁世凯出山组阁后，也开始活跃起来。12月2日“往谒袁内阁，得晤。”12月9日赴汉口,12月12日，“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12月17日到沪。[36]严复南下之行的内情，不得其详，但在一个非常时期，他出京奔赴革命党人起义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在促成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等事项上，严复是否有一臂之力，这是值得考证的史实。
民国建立以后，形势发展不容乐观。脆弱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世局的动dàng和混乱使严复再次陷入深深的忧愁和烦恼之中，在给一友的信中他如是写道：“惟是年来心如眢井，有大殷深源咄咄书空之意，向以文字为性命，近则置中西书不观，动辄累月，所谓禽视shòu啄，越过目前而已。”[37]世局如此，严复的心中蒙上了一层深灰色的yīn影。对社会安定的祈望，压倒了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因此，他对民国初年的党派之争一概厌恶。而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独裁的抗争，反而促成他反对共和革命。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严复认为，战乱之起，纯由国民党“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前此他就认为，民国后出现的动乱，根由是“吾国内君主径入共和，越躐阶级。”事变之后，他更确认：“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38]这样，严复又重新退回到自己以前的观点，即：一场共和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民众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观点。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哓哓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qiáng为。”[39]自认革命这一成熟的跳跃进化在现实中必然尝到其负面的苦果。在这种背景下，1914年2月，严复发表《《民约》平议》，系统批判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从理论上对革命和共和政体作了全面的清算。
有了上述思想基础，社会愈是动dàng，越是驱迫严复倒向qiáng人政治。他与人感慨地说：“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qiáng之可歧乎?”[40]所以，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紧锣密鼓时，严复虽然认为袁氏“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于理想的立宪君主“非其选耳”，却又觉得“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41]对列名“筹安会”他不置可否，却拒绝公开参加任何活动和发表任何拥袁言论，这种暖昧态度反映了他当时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态。张勋复辟帝制时，千夫所指，严复却赞成这一举动“是血性男儿忠臣孝子之事”，“复辟通电，其历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42]叹惜张“不得终其志，以成完人，甚可惜也。”严复内心对现实的错觉和误解似乎已达顶点。此后，他从现实的政局变动中多少体会到：复辟帝制，已是穷途末路。汉族qiáng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至于满人，更不消说。”[43]他完全退到一个历史旁观者的立场，面对时代风云变幻不定的社会风cháo，严复这位年迈多病的老人，业已完全失去了驾驭时代新思cháo的思想能力，他对旧事的感叹，对新风的骚怨，除了表明自己即兴的感喟外，已很难使他再扮演一个历史创造者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