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对卢梭思想的批评主要是从学理的角度，那么，1914年2月，他在《庸言报》第25,26期上发表的《《民约》平议》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严复将民国初年的社会动dàng看成是革命所造成的后果，而革命风cháo的兴起与卢梭思想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他在给弟子熊纯如的信中说“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58]由此可见，严复的《《民约》平议》，本意是对革命学说(以卢梭思想为例证)的一次清算。
在文中，严复对卢梭的“民约论”的理论渊源、理论内涵及其实践后果，展开了详细讨论。从理论渊源看，“卢梭之为政论也，固先熟于两英人之书，其一曰赫伯思(Hobbes)，其一曰洛克(J.Locke)。二人者，欧之哲学政治大家，不独于英为杰出。民约之义，创于赫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59]卢梭的“民约”学说，“其名虽本于赫，而义则主于洛者为多云。”[60]从理论内容看，卢梭“民约”之“大经大法”主要有：(甲)“民生而自由者也，是故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乙)“天赋之权利皆同，无一焉有侵夺其余之权利。是故公养之物，莫之能私。”(丙)“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61]上述严复对卢梭学说的概括，实际上并不全面。因为卢梭“民约论”的根本旨趣在“主权在民”，至于其它思想阐释只是为其预设理论前提。
随后，严复逐条批驳了卢梭的观点。其一，卢梭所谓民生而自由的自然状态并无历史根据，“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62]在严复看来，现实的情况已与卢梭之说大相径庭。“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也，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也，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63]其二，卢梭主张“人人不得有私产业，凡产业皆篡者”，故其书名为救世，“其实则惨刻少思，恣睢bào戾。”[64]其三，卢梭所谓“凡人得一权利，必待一切人类之公许而后成”，于事实为不可能;且战胜国qiáng迫战败国订立屈rǔ和约，“安在力之不足畀人以权利耶!”[65]
卢梭学说流衍发凡达二百余年，对法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影响甚大，然其见诸实践的后果如何呢?当初，卢梭自创其学说时是为了给人类带来幸福，给社会带来平等，给个人带来自由，“然而执是推行，将果为人伦之福利欤?”严复认为，“抑其深极，所害者不仅富贵之家，而贫贱者所蒙乃尤烈”。“自此论之出，垂二百年，不传bào烈之子，亦有仁义之人，愤世法之不平，闵民生之况瘁，奉若玉律金科，以为果足以救世。一误再误，不能自还。”[66]给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带来了莫大的不幸。故严复的结论是“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由是观之，“卢梭之所谓民约者，吾不知其约于何世也”。[67]
上述严复对卢梭“民约论”的批评，撇开它的现实意义不论，从纯学理而言，它蕴含不少合理因素，且不乏真知灼见。罗素后来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也对卢梭的思想作了类似于严复这样的批判。遗憾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由于受到理性主义的引导，进行了自我调节，从而避免了革命所带来的祸乱。中国的近代社会则一直被一种非理性的激情所牵引，革命接踵发生，然近代化的进程则一误再误，世局越来越坏，由此也不难想见，严复晚年所处的尴尬处境。这是严复的悲哀，还是一个不成熟社会的悲哀?这是值得人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严复主张“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光大。
对严复这一代人来说，有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问题，即民族文化在新的环境、新的时代如何生存的问题。民族文化不等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的确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民族文化的生存多少是和传统文化的出路联系在一起。“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
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使古而蔑，将吾国之有存者几何?”[68]严复对这一问题，颇费思考。他对比中西文化，以为西学长于自然科学，可信而不可弃，“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69]即使认定中国文化“有病”从更新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治“旧学”。“譬如治病之医，不细究病人性质、体力、习惯、病源，便尔侈谈方药，有是理乎?始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故不佞谓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惟教授旧法当改良。”[70]基于此，严复主张中西学并存融合，“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不至枯守其旧，盲随于新”。
民国初年，严复的观点逐步向传统文化倾斜，最为人们注目的是他在给弟子熊纯如信中的两段话语，如：
“鄙人行年书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71]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十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72]
前一段话虽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作了很高评价，但它还提出“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表明他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无条件地承继。后一段话将自己的立场与康有为相提并论，断言中国未来之转机有待中国千年“礼治教化”的发扬光大，带有更为浓厚的“复古”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导致了严复对“尊孔读经”的极力提倡。1913年，他领衔发起成立孔教会;同时，他还公开发表《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jīng神议》等论文和演讲，阐述思古与读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质文递擅，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苦为之礼乐文章焉，至于吾济，乃得于民种之中，而犹有当前之地位，如是之阶级，则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遗泽，又何从而得之!”[73]据此，他呼吁：“呜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