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与明朝两军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各自都有内在的原因。明廷朝政腐败，日趋没落。明帝朱翊钧早年就不是个明君，他即位初期，依靠贤相张居正的扶佐，一时似有中兴的景象。居正去职，他便不问国事，朝政逐渐废驰，晚年更为严重。待努尔哈赤的兵锋指向海西各部的时候，战争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庭了，他却养尊处优，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他却死不肯出朝。大臣无奈，把如何请皇上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5]。有的朝臣怨皇上置天下于不顾。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抱怨说，今日廷臣见皇上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6]。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责骂万历皇上“利令智昏”[7]。可是，皇上仍然隐居深宫不肯走出一步。在辽东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地陷落，萨尔浒战败时，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却留中不问。朝廷大臣会议也是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8]。在无饷可征，仓官望天长叹的时候，皇上府库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十万[9]。皇帝大部分时间用来饮酒作乐。他每天晚上必饮酒，每饮必醉。醉酒以后，喜怒无常，随意草菅人命[10]。上行下效，文臣、武将多不以国事为念，一味徇私贪贿[11]。朝纲不振。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朝廷从无定策。辽东每陷一城，皇上着急一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麻木不仁，岂能不一败再败。
对比之下，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兢兢业业，治理有序。努尔哈赤月初月末逢五上朝，众贝勒、大臣按时入见，共集于大衙门议事。凡是国中大是大非，及时剖断，举贤使能，执法如山，使新兴的后金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生气勃勃，蒸蒸日上[12]。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而治[13]。
朝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更涉及到国家的兴亡。在萨尔浒大战中，明朝的军队与朝鲜李朝的军队合起来有十万余众，败于后金六万之师，与明廷朝政腐败，后金朝政整肃大有关系。明朝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说，明廷的忧患不在于努尔哈赤如何qiáng盛，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道出了萨尔浒大战胜败分野的关键所在。
萨尔浒战前，大学士方从哲、枢臣huáng嘉善等，只知道一味地以红旗催战，督师进剿，将远征军推出山海关了事。实际上，明军将官中早已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壬辰之变(公元1592年，倭寇侵略朝鲜王国)，明廷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时，萨尔浒战争的主要将领曾经入朝参战，尤其是刘綎与杨镐代表南将与北将，那时关系就十分紧张。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援朝战争中，他自己没有卓见，偏听李成梁之子李如梅使令。朝鲜尉山战役[14]，本来已经是成胜之局，就因为杨镐不愿意南将立功，并且饮酒戏乐，致成败局，而刘綎却是智勇双全的战将，很受统兵提督的器重[15]。萨尔浒战前，明兵部误点杨镐为经略，主事辽东。杨镐轻率如昔，寡谋如故，凡事都听信李如栢的，而李如栢是贪懦之辈。这次出师消极、逗留、观望。三月三日，会战于赫图阿拉的师期已到，他仍然率兵迟迟缓行在清河路上，一接到杨镐的令箭，便láng狈逃窜。明军惨败于萨尔浒，李如栢起了很坏的作用。然而战后，杨镐却在奏书中赞扬李如栢“遵奉回师”，并再次攻击已经捐躯疆场的杜松将军，责骂他有六大失误[16]。另外，杜松与贺世贤两位名将之间也“大成嫌隙”。明人自己评论众将关系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这也是王朝腐败，在武将身上的反映[17]。
后金的将领与明军将领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谋多智，远非杨镐之辈可比。萨尔浒战争中，以双方统帅部相比较，优势自然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每逢战阵，必谋划于前[18]。战阵中间，争先恐后，协同对敌。如四贝勒皇太极，在西部战场结束时，见大阿哥代善东去，立刻请求同往。为与代善协同作战，率领三十余骑，急速登山，上下夹攻，致使明军败阵于阿布达哩岗。对比明将却不相统一，相互倾轧，胜利争功，失败推诿的状况，后金军的胜利是很自然的。这是萨尔浒大战中双方将师各异的结果。
从明军与后金军各自的战略方针来看，明军兵分四路，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后被消灭的结局。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筑在杨镐等人指挥无方和将心不一，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的。结果杜松将军孤军冒进，总兵官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刘綎将军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七百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19]。明廷各军分而不合，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明军分进合击的失败，努尔哈赤一路用兵的胜利，与双方各自的兵卒素质也有关系。明军将官只顾循私，不注意军训。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火器不少，只刘綎军就携带火器七种，但是，士兵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qiáng装上药，打靶时，十pào只有一、二中靶[20]。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束手无策，只好向都元帅姜宏立求援，调四百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pào[21]。但是，时间有限，终究难以挽救被动的局面，以致战时，在后金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来如疾风骤雨般的八旗兵冲击下，枪pào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pào失。明军的火力在萨尔浒大战中，发挥得十分有限。只有潘宗颜的斐芬山战斗，杜松争夺吉林崖的初战和刘綎军的深河之战火力发挥得稍好。
士兵素质好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守军纪，服从军令。后金军与明军在这些点上差异更大。八旗兵作战时，有进无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是努尔哈赤的亲族子弟违犯军纪、军令，也要处罚[22]，所以退缩逃阵的极少。明军就不同了，士兵畏敌不畏将，将领一死如树倒猢狲散[23]。萨尔浒大战中，杜松军初战得胜，然后军纪涣散，抢割首级争功，使后金兵得到喘息机会。抚顺路出兵两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四千多人，占参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马林统兵一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多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刘綎的军队也不是全部战死的，而有相当数量是逃散后被杀的，如三月六日，距富察二十里有数千浙江兵就是逃散后集结在山上的。更为严重的是将官率兵逃阵，李如栢、马林、刘遇节、王捷等都是公开避战或逃跑，连道臣康应乾见刘綎前军被困，有覆灭的危险，也不积极应援，反而更衣变民，隐避无踪了[24]。
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