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26]”，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jīng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因此，兵部尚书huáng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gān，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最后，每亩加到九厘，bī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军资器械损失严重。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pào，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pào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jīng骑。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jīng兵约占三万左右。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pào。同时毁改粗铁为jīng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他以“最工间牒”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游食、僧道和百工技艺等。有的混入明朝的军队中。活动范围除了辽东各城以外，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登州、天津、苏州、杭州，几乎无所不到。有的为努尔哈赤贩运货物、粮食、硝磺，还顺便刺探各城的兵马数目。甚至将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的地图，有关要塞、关隘都描绘下来。有的把明朝的运货船只，运官姓名，都详细写明，上报给努尔哈赤[40]，使努尔哈赤情况明，胆子大，是防是攻，得心应手。比如，萨尔浒战后，明廷企图重整旗鼓再战，后来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武器缺乏，无法组成战斗劲旅，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41]。然而，明廷内部的预计也被努尔哈赤知道了。他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四十多天，见明兵不能再来，才撤兵归寨[42]。三月初，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六月，努尔哈赤就挥军攻破了开原;七月，占据铁岭;八月，扫平北关。兵锋所至，有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可见，造成如此形势是与努尔哈赤实行qiáng攻与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有关系。
萨尔浒战后，在辽河东西，明与后金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后金东有朝鲜王朝，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bī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战后，朝鲜王朝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明朝，而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明与后金中间，持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这样，努尔哈赤等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手脚就更便于施展了。尤其是经过实战较量，努尔哈赤摸清了明军的实力，内心无所畏惧，所以用兵频繁，出入无常[43]。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六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四万大军，从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上涨，行军十分不便。为了躲避雨淋，又不走漏消息，努尔哈赤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村民，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44]。这就给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努尔哈赤得知开原无雨，便急转马头，挥军直bī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总兵官马林为了守卫开原，从五月间就报告抚院大人，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二十四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jiāo涉。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马林不明真象，又不听抚院大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