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康氏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康有为，远比作为学者的康有为贡献大。你不能想象一个基本不懂外文与西学的“学者”，敢于开设“万国史学”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学”之类的课程。而康有为主讲万木学堂，偏设此课。不是“能够”，而是“必须”——这就是理想家的思路。读康有为的书，确实痛快淋漓，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学界需要这种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大刀阔斧的开路先锋，会留下许多遗憾，但其“气势”，值得后人永远追怀。
康氏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jīng神，对其时的青年，如大海cháo，如狮子吼。但传统儒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蕴涵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我感觉。晚清以降，知识者实际上已经不再主宰整个社会的命运，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正常运转，已经不再依赖于“大儒”的出山。读书人的“经世致用”，很可能只是一相情愿。不只是“经世”是否办得到的问题，康氏的以经术为政论，有将一切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或者说，允许甚至鼓励政治家对社会价值的“独占”。对所谓的“无用之学”的攻击，便潜藏着对学术独立价值的否认。此举，影响着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进程。
三
《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读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在广州念大学时就曾拜读过，那时只是欣赏其少年意气、文采风流。为了这节文字，还与友人相约游西樵。出发那天，刚好下大雨，计划于是取消。此后兴趣转移，再也没有西樵寻访康老夫子的雅趣。
十多年后，因研究学术史，重读康氏自撰年谱，仍对其二十二岁入山读书的那段追忆大为着迷：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dòng，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
正是在这一年，康有为初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在拜读国人“经纬世宙之言”外，又添了“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最后一个“王者师”(3)
这一兼采西学的思路，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自是生死攸关。可我还是更看重其独学西樵时之“专意养心”。康氏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是其“圣人气象”。此“圣人气象”之养成，与西樵山水颇有关联。正是西樵读书，使得其由独好陆王而醉心道释，冥心孤往，探本溯源，深有所悟。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述及此次修行时称:“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说“学力”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指具体的知识修养或安邦治国之计。说“心性”或许更合适些，既有儒家的“尽心知性”，也有佛家的“明心见性”。具体说来，梁氏所称道的“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以及唯我独尊的气概，慈悲普度的心境，都与常人理解的“学力”不大一样。
读佛典，养心性，比起究西学，讲经世来，更需“山水幽胜”之助。
今年chūn天，有幸重游广州，说好这回一定西樵访胜。临出发时，又“有朋自远方来”，实在脱不了身。正懊悔不迭，听刚从西樵归来的朋友称，那里红男绿女，游人如鲫，再也不可能“席芳草，临清流”,“专意养心”了。如此说来，不游也罢，免得破坏我想象中的世外清净地、时有康圣人身影出没的西樵山。
1995年7月8日于京西蔚秀园
(原刊《读书》1996年3期)注释
[1]文章发表后，承中大朋友告知，小礼堂上孙中山的题词并未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暂时遮蔽。因涉及文章思路及立意，牵一发动全身，故不做改动。这里另作补正。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1)
——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
的意义
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 当年游侠人丘逢甲(1864—1912)的一生波澜壮阔，以二十岁作《台湾竹枝词》文名鹊起为起点，大致可分为各有高cháo的三个时期：台湾时期的抗日(1883—1895)、cháo嘉时期的办学(1895—1906)、广州时期的议政(1906—1912)。政治史家关注的是前后两期，教育史家、思想史家和文学史家则不一样，对中间这十二年的挣扎与崛起更感兴趣。办学与吟诗，本是丘氏两大嗜好，贯穿其一生。但相对而言，cháo嘉时期的诗风慷慨苍凉，无愧梁启超“诗界革命一巨子”的期许[1];办学则追求独立自主，超越时贤兴起人才的思考。
本文以“归籍海阳”体现的认同危机，以及“辞官办学”隐含的改革思路，作为理解丘逢甲的两个基点，兼及丘氏的诗歌创作与教育实践，突出其“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最后，顺带讨论历来不被重视的岭东之“文”与“学”。
一、客居cháo州与乡土情怀
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唐人杜甫的《登高》，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作为传统诗歌意象,“常作客”与“独登台”，其对应的，可以是“宦游”、“迁徙”，也可以是“乱离”。而“登高”者的身份与处境不同，决定了同是“悲秋”，感觉大不一样。晚清国势衰微，士大夫本多“悲秋”之叹;因抗日保台失败而内渡，又正值初秋时节，触景生情，不难体会丘逢甲的悲愤与忧伤。
《岭云海日楼诗钞》从离台内渡编起[2]，头三首《江秋意》、《cháo州舟次》、《舟入梅州境》充斥传统诗歌意象:“离思”、“去国”、“西风”、“秋江”、“愁痕”、“天涯”。而读者一旦了解其被迫内渡身份，当更能欣赏第四首的标题:《客愁》。
归乡第一年(1895年)，诗人不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四山风紧湿云流，落叶声中客倚楼”(《重阳前数日风雨忽集，慨然有悲秋之意》);“鼎鼎年华去若流，天涯倦客怯登楼”(《倦客》);“消尽年光是客愁，倚阑斜日下山楼”(《岁暮作》)，由“登楼”而“悲秋”，似乎与传统文人身处逆境时的慷慨悲歌没有多少差异。
到了第二年(1896年)，情况略有变化，由一般意义上的“悲秋”，转为隐含着文化认同危机的“客愁”:“庵圮楼荒客独游”(《铁汉楼怀古》)、“萧瑟天涯客思深”(《客邸晚怀》)、“琴剑萧然尚客游”(《去岁秋初抵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鲍姑祠畔客登临”(《 鲍姑祠》)、“客愁竟夕怜江月”(《秋怀》)。在梅州、在镇平、在cháo州、在汕头，举目四望，全都是“客独游”，诗人似乎心理上没有任何归属感。这里的“客愁”，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明确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