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庐山，又是庐山。”
谭老板说着，抱来那台老式的留声机，放上一张黑色密纹唱片。很快屋里响起了《借东风》的京胡伴奏声。
1971年的9月13日，对中国的政治家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标志着一批混迹政坛的骗子被判死刑。这个日子，也标志着被他们一伙整到外地、整到狱中的人有了希望的曙光。
消息很快传到桂林，在谭老板身边的两个孩子都被叫去听了传达。回来后，他们绘声绘色地讲林彪怎样仓皇出逃，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怎样搞“五七一工程”纪要，讲中央怎样采取果断措施，把林彪几员大将作必要的处理……
谭老板听得极为认真，不时问一句：“是这样吗?”“文件原话怎么说的?”——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很大。他想起在“大闹怀仁堂“时，陈毅同志曾经说过的：历史上谁反对毛主席?chuī毛主席的才是反对他的，历史还会证明!
时间是公允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当晚，他非要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拱猪也行，5、10、K也行，谁输了谁反戴帽子。”
“好，非让爸爸多戴两顶不可!”
于是，一场鏖战，直至夜静更深。家人都慨叹老头哪来这么大的jīng神。
……
形势一天天好转。1971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我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的讲话，不胫而走。这等于公开给“二月逆流”平反，作为“二月逆流黑gān将“的谭震林的日子，自然也就大有好转。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老板”、“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信号!当然，在特定的背景下，韦国清不可把他所知道的话都和谭震林说，况且韦国清对中央的事情也未必全清楚。
关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部分自治区的老gān部也可以和他来往了。礼节性的拜会、叙旧，自然也少不了小声议论一些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事情，谈点政治上的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谭震林家的6个孩子各奔东西，有到北大荒的，到鄂北山区的，也有后来辗转到北京的，他们受到的种种歧视和折磨不在这里赘述。这里有必要插上一段他的大女儿谭泾远的事情，因为这和他回北京有着直接的联系。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谭泾远的一个朋友来找她，很有点神秘地对她说：“你赶快到胡耀邦叔叔那里去一趟。”
谭泾远摸不着头脑，问：“去胡耀邦叔叔家gān什么?”
“他找你有事。”
谭泾远去了。胡耀邦夫妇热情接待了她。胡耀邦开门见山，说：“我找你来，是为你爸爸的事情。”
“我爸爸不是被他们发配到广西了吗，他们……”
“是啊。最近情况有所好转。有些讲话你可能也知道了。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陈伯达的。许多老同志陆续都要回来工作，你爸也该回来了。”
谭泾远又何尝不希望父亲早日回到北京来，重新工作呢!
“可是，现在有人造你爸的谣。”胡耀邦很认真地告诉她，“说他讲了，在什么范围批了我，给我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否则就不回北京来……”
谭泾远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胡耀邦说：“你要设法到你爸那里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尽快给主席写封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京的要求……”
谭泾远感到了一个革命前辈对父亲的关心，也看到了老同志之间的真挚情谊。
谭泾远回到家，决定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请假去桂林。
大女儿和男朋友的到来，令谭震林夫妇非常高兴，他们忙着给女儿操持起婚礼来。谭震林说：“你们就在12月26日结婚，纪念毛主席的生日。这个日子好!”
谭泾远赶忙把胡耀邦叔叔的意见转告了父亲，并且催父亲尽快写信。
谭老板说：“好了，你忙你的事情吧，我会处理的。”
就在12月26日这一天，谭老板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7月24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在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关怀下，现已基本好了，只是还需要扶拐棍走路，我希望回京检查一次。葛惠敏还需要回京治疗，在我身边的两个小孩，小光(19岁)，小旭(18岁)也要回京才好安置他们继续上学或者进工厂做工，或者到国营农场去劳动。随我一道回京的有一个炊事员陈培全(我的女婿)、女儿和外甥。
请主席批示
祝
主席健康长寿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
另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是我离京庆祝主席生日的第4年，每到这个时候，总是要回忆一下过去，想来想去还是一句话，有了主席才有我的今天。可惜的是跟主席数十年亲耳听过主席的教导也不知多少次，可是在自己的言行中，能够体现主席思想的事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我是革命的受益者，对革命只起到了一般参加者的作用，平时是如此，到了关键时刻也是如此，甚至在个别关键问题上和主席思想背道而驰，1958年大跃进中的“左”和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右”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更能鞭策自己，这种经常的自我鞭策，即使进步有限，也不致继续倒退。
我感谢主席感谢中央对我的宽大处理。
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
于桂林
这两封信，通过有关渠道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读此信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只见到他用粗铅笔作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封信所提问题，请纪、汪办。
1973年1月2日
毛泽东批示不久，谭震林就被中央派去的公务车接回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作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对“大跃进”有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晚年他有了重新的认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是真正的逆境的话，那么，大跃进时期则应该说是他当时的顺境，后来的逆境了。
我们还从后来说起吧!
1981年早chūn，乍暖还寒。北京街头虽有几株玉兰、迎chūn点缀，却还不见chūn姑娘的容颜。
俗称“谭老板”的谭震林对家人说：“北京的chūn天来得晚，南方，早是柳绿花红。”孩子们说，老人心里早是chūn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