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对豪门世族不学无术的清谈表示反感.在《庄子·天下篇》注中他发挥说:"郭生前叹豪梁之涂说,余亦晚睹贵游之妄谈,斯所谓异代同风,何可复言也.""贵游之妄谈",指那些豪门贵族的附庸风雅的清谈,既无学术,又无思想,不能不"妄".然而,他对《庄子》书中的"谈无贵辩",却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在他的貌似玄虚的言辩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庄生振徽音于七篇,列斯文于后世.重言尽涉玄之路,从事展有辞之叙,虽谈无贵辩,而教无虚唱.然其文易览,其趣难窥,造怀而未达者有过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举惠子之玄辩也".(同上)"虽谈无贵辩而教无虚唱",这里的"教"应该是魏晋玄学常指的名教.也就是说,庄子的虚无和儒家的政治伦理——名教,并不矛盾.实际上,庄子的哲学讲的是人生哲学,探讨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他之所以能"齐物"、"逍遥",是因为"自道观之,物无贵贱"(《齐物论》).指出了孜孜于名位利禄的世俗之人的愚妄.如果说他也可以和儒家思想配合,那只是当儒士"穷则独善其身"时jīng神上有一个寄托.陆德明在人生哲学上依违于儒道之间,因为他是没有进入政治的淳儒,不能不有这样的两种心理准备.
他在《庄子·骄拇》"而侈于性"一句的注释时说:"王云:性者受生之质,德者全生之本.骄枝受生而有,不可多于德;赘疣形后而生,不可多于性,此四者以况才智德行".《庄子·骄拇》的原文说:"骄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
附赘悬疣,当乎形哉?而侈于性."意思是说:并生的足趾和歧生的手指是出于本性吗?却超过了应得.附生的肉瘤是出于形体吗?却超过了本性.庄子以此批评儒家的标榜仁义,墨家讲兼爱,名家讲坚白同异,是在道德方面或才智方面超越了人的本性和自然,就象骄指、赘疣一样.陆德明认为这里是用以比喻人的才智德行,如果不是出乎自然,发自真诚,就会走向虚矫与做作,也就成了骄指赘疣.在这一点上,他与庄子的思想是相通的.
陆德明是儒学家,但他不排斥异端,没有"独尊儒术"的偏见.他是经学家,但不讲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所谓家法,也不拘守当时的南学或北学.这正是唐代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
(赵载光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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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鸿儒 孔颖达
(574——684)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
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guī,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
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jīng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jīng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rǔ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