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hūn秋集传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赵匡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yín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革除,使天下重归于治.
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迹象.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走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重义理开宋学先河 是与非待后人评说
啖、赵、陆的《chūn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本人被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囗《chūn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jīng神一致.陈商、陆guī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chūn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chūn秋》
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
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chūn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chūn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chūn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chūn秋》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研究者必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jīng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chūn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chūn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之下,也有若gān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使《chūn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chūn秋》,不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弃传注于不顾.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chūn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赵、陆开创新《chūn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chūn秋摘微》,韩愈赠诗说"《chūn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
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chūn秋三传总例》,陈岳有《chūn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注].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chūn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chūn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chūn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皮锡瑞说:"宋人说《chūn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chūn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注]啖、赵、陆的《chūn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到五经.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给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注].
啖、赵、陆的《chūn秋》学虽然得到部分勇于创新的学者的热烈喝采,但是,他们受到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如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
啖助在唐,名治《chūn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日‘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困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团,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赵匡、陆淳等人《chūn秋》学的要害.
他们虽然克眼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入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今存陆氏三书中多有反映.因此,对他们的经学研究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
(杨世文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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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巨擘 韩愈
(769—824)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苏轼在《cháo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赞扬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尽管韩愈生前生后,褒贬莫一,但总的说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名.在明朝以后,甚至被当作神在吏部和学府中供奉.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儒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一、坎坷仕途 刚直秉性
韩愈率退之,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因他的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韩愈也自称昌黎人.七世祖韩茂曾于后魏立过大功,被封为安定王.父韩仲卿,做过武昌(今湖北鄂城)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韩愈的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韩愈的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人王钅至甚至认为韩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是由"兄弟师授"[注].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这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包括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
《旧唐书·韩愈传》说他"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他在后来《答李翊书》中也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注],表明他自幼服膺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鄙时文而尚古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