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jīng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注].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yīn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注].由此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二、排斥异端 攘击佛老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建树,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称外,还力排释老,"扶树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机,致力于儒学创新.在文学革新与儒学创新之间,以"文以载道"的形式贯穿了起来.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是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几乎同时诞生的.
由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炽,给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而发展到了高峰.与此同时,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韩愈之前,许多有识之士对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狄仁杰曾指出:
里巷动有经坊,囗囗亦有jīng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了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
(《旧唐书·狄仁杰传》)
武周一世,"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到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信佛佞佛之风更盛,中外臣民,‘如痴似狂,"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
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注].德宗贞元六年在,"诏出歧山无忧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注].德宗迎佛骨于禁中拜奉,已开宪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势力的恶性发展,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封建帝王、大臣多焚香礼佛,将儒家思想弃之不顾,而以佛教义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势必威胁到封建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生存.韩愈在一首诗中,以饱含文化忧患的笔触写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注]因此,儒家文化面临严重的挑战.
除佛教之外,道教对唐代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因缘附会,造说老子(李耳)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渐取得政治、社会上的地位,至玄宗时而极盛,如以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号,为之立庙,祀以祖宗之礼.除《老子》为《道德经》外,更名庄、文、列、庚桑诸子为《南华》、《通玄》、《冲虚》、《dòng灵》等经,并设崇玄学以课生徒,同于国子监.更为可笑的是,东汉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将老子列为第三等,唐代升为一等,并号老子妻为先天太后.塑像时还把孔子像侍于老子之侧.三教序位为道教在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未.唐玄宗还亲自为《老子》作注,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还迷信道教长生术,服食炼丹,对唐代政治、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面对异质文化的威胁,儒家学说在此时逐渐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应战能力.
先秦儒学发展到汉代,经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这是以牺牲它的活力为代价的.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的繁琐方法代替了对儒家义理的发挥.而佛、道二教发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佛教关于心性义理之探讨,较之变得刻板枯燥的儒学,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佛教的来世说、轮回说,道教的长生术、神仙说,不仅招来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对于生活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也无疑是一种jīng神安慰剂.因此,寺观香火之兴盛,与孔门气氛之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唐太宗、高宗钦定的《五经正义》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集汉以来注疏学之大成,促进了经学的统一,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与释、老抗衡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唐代经学只不过承继了南北朝以来的繁琐方法.高宗、则天之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身之阶,为人所不齿.所以到韩愈时代,已全失其社会政治地位.因此,经学统一对儒学在文化意义上的复兴并无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韩愈时代大体上面临着上述两个紧迫的危机.据《全唐文》卷735韩门弟子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
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表,不能与之等矣.
同书卷686皇甫提《送孙生序》也说:
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则当时士人多信佛,足见中国文化危机之深.韩愈受时代召唤,首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唤起士大夫群体自觉,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老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首先从排击佛老,"扶树教道"入手.
韩愈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乱华".他在《赠译经僧》一诗中写道:"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他的反佛言论主要存于《原道》、《论佛骨表》和其他一些诗文中.
在《原道》一文中,韩愈列举了佛教流行给社会带来的三项弊端和辟佛的三项理由.(豆)佛教、道教盛行,造成白食者众多.与韩愈同时的彭偃曾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注]韩愈更进一步指出: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
他认为佛道二教存在,大量人口不事生产,造成社会财富不足,影响了社会安定.这是经济上的原因.(2)佛教"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即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之道,不合中华的伦理道德.(3)信佛乃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即佛教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却大有凌驾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之势,这有悖于孔子以来儒家"用夏变夷"的jīng神,有可能丧失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在《论佛骨表》中,韩愈也讲了三点理由作为反佛依据.(1)从华夷之辨出发,指斥佛教为"夷狄之法",与中国先王之教相悖违.(2)从历代盛衰来验证佛教的实际效果,指出佛法传入中国之前,百姓安乐寿考,自有佛法以后,反而"乱亡相继,运作不长","宋、刘、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由此得出结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3)指出天子带头崇佛,会煽起宗教狂热,出现"焚顶烧指"、"解衣散钱"的情况,以至"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是从教化角度上计,将疯狂的拜佛行为看成野蛮不文明的表现.